出乎大多数热心人士稍早前的预料，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在制度经济学方面有新见解的经济学家。一位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少偏见。另一位奥利弗·威廉森教授，则倾向于从微观方面，观察不同治理结构的组织，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的不同表现。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什么要把这个奖项，第三次授予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呢？相信瑞典皇家科学院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专家的研究领域，把制度学派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用于对资本市场，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影响全球经济走向的公共领域的研究，或许可以不无感叹地说，在这个资金流量巨大，资金流向复杂，又缺乏有效监管的超宏观公共领域，如果也有更深入的制度研究，也许可以避免像去年秋天那样，发生的新世纪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借用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方法，把以虚拟经济为特征的公共投资领域，看作是一片湖泊或森林，对它的公共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会不会找到一种比现在更有效的监管架构与路径来呢？从目前的情况看，之所以投资市场波涛汹涌，酿成金融危机，不仅冲击虚拟经济，而且还造成了实体经济的紊乱，显然与长期以来监管的不到位有关。

　　而据报道，奥斯特罗姆对机构管理的森林、湖泊、地下水等资源进行了广泛研究，结果显示机构管理下的公共资源利用，比标准经济学理论预测的效果要好很多，并非像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政府或私有化机构无法较好地管理公共资源。也就是说只要立足点站得对，方法得当，对公共领域的管理，还是有可能获得比人们预期的更好效果的。

　　由此引申出来，这就使人们对未来的市场监管，有了更多信心。因为资金量巨大到难以估量地步的投资市场，实际上也是一个看不到边际的公共资源“湖泊”。这个“湖泊”里的每一滴水，都和社会公众投资人有关。如果我们从湖水的洁净、有效出发，也就是从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利益出发，来关心这个市场，爱护这个市场，相信这样的监管还是有可能对金融大鳄的掠夺行为实行有效监管的。因此，也就有可能避免大的金融波动，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而威廉森教授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成果，或许也能够对公共投资领域里面各色各样的投资机构及相关机构，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的角色关系，也会有所启发。

　　从目前的投资市场情况看，不仅国内市场，扩展至国际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对市场运行趋势的影响是要远远超过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尽管社会公众投资人难以记数，群体很大，但在市场博弈中，他们实际上是力量最微弱的多数。如何协调这最大群体与各专业机构的利益关系，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护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利益，也可以说，是一个尖锐的制度安排问题。

　　从这一点上看，制度经济学如何作用于投资市场，还真是个问题。应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经济学的还是比较青睐的。历史上，制度经济学已三度折桂。如果下一次，能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为投资市场的制度安排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相信投资市场的局面，会比现在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