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十一”长假又是捷报频传：全国有2亿多人次出行，旅游收入1007亿元，商品零售额5 000多亿元，集中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假日经济”似乎再次显现。与此同时，围绕长假的存废之争又起。

　　长假始于1999年，其时，1997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正在加深，周边国家都实行了“以邻为壑”的本币贬值战略，而中国却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因此，在外需急剧下滑的背景下，出台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政策，从高校扩招、征收利息税到放长假，各种招数都用上了。“黄金周”、“假日经济”开始流行。

　　时间和心理因素对人的消费行为有影响。没有足够时间，便不能去旅行，没有心情就不会休闲。但是，消费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既不是时间也不是心理，而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收入不增加，就谈不上消费真正的增加。而时间就如海绵里的水，说到底，总是可以挤出来的。

　　放假能拉动消费，是一种假象。说到底，人们趁假期旅游、购物，不过是消费时间和地点的置换而已，并非消费总量的增加。你把钱花在旅游上了，就得少买其他商品，比如高档化妆品。所以，黄金周，高兴的只是运输部门和旅游景点，其他部门沾光的不多。如果你的收入照旧，你一年的总消费并不会因放长假而增加。

　　经济学里，根本没有假日经济这个说法。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理论，不推到极致，就不知其有多荒谬。假如放假就可以拉动经济，那岂不是多放假，一切经济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当然，因为多年积累的“夙愿”一朝得偿，最初，长假确实收到了井喷式的“黄金”之效，商家赚得钵满盆满。此时，国人最在乎的，不是旅游和消费的质量，而是假期本身，是有机会尝尝“黄金周”之鲜，就是花钱买罪受，也认了。

　　但是，任何事情，总是边际效用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的。十年过去了，旅游和消费所带来的满足感，新鲜劲，逐渐淡化，而人满为患的车厢，摩肩接踵的旅游景点（长假期间，故宫每平米站了8个人），想不下降都不成的服务质量，人们越来越在意了。

　　且不说，黄金周的购物和消费游数据，科学性和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层层上报式的方法，难免不会让基层单位按照惯性增加数据。今年的数据虽然又增长了，可如果考虑到这8天当中，有60年大庆、一个双休日和中秋节，这三个加分因素，这点增长就不值得高兴和兴奋了。有大量报道说，今年商场销售并没有出现火爆场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宅男”、“宅女”，不再出去花钱买罪受了。一句话，长假和黄金周，渐渐有了鸡肋的感觉。

　　现在，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有结束，国内的就业形势尚十分严峻，人们的失业压力空前，收入预期也不甚良好，消费变得谨慎才是正常的。

　　过去，好逸恶劳是我们最最不能容忍的恶习。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劳动的目的，不是劳动，而是消费、休闲，人有劳动的权利，也有休息的权利，劳逸结合才是最佳状态。休息的权利，应该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安排非工作时间，实现最大的效用。而不是随大流，参加行政命令似的2亿人次的空间大挪移。

　　休假，严格来说，是一种城市文明，因为农民是按照自然季节来劳动和休息的，城市的劳动者则“违背”了这种自然，所以，需要一种机制来保证休息的权利。基于此，在1936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了带薪休假的公约。西方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他们的观念是，热情工作而同时懂得休闲的，才是理想的人生。今天，在发达工业国家，如果一份劳动合同没有带薪休假条款，就是无效的。

　　但在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带薪休假实行起来当然不会顺利。《职工带薪休年假条例》已从去年开始正式实行，效果，大家都看到了。除了部分国有企业和外企，大部分企事业单位职工，并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的福利。这有实际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当口，劳动者处于弱势，保住饭碗已属不易，哪敢再有“非分之想”？

　　所以，必须在全社会大张旗鼓推广带薪休假的理念，让其成为企业规则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在起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更是非常必要的，行政执法部门要发挥作用，甚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为职工争取。山东省就通过了地方法规，一旦发生冲突，人民法院必须受理，维护职工权益。

　　难点在于，带薪休假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在习惯了无私奉献的环境中，职工很可能“被自觉放弃”带薪休假的权利。所以，带薪休假，需要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凯恩斯说得好：对于变革，要紧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如果有朝一日，带薪休假成为普遍的规矩，黄金周也好，长假也好，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样，当人们休假时，就不再负有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额外任务。政府要做的，是想想增加居民收入之千方，而非变戏法似的“放长假”之百计。

　　套用圣经的话，让“假日的归假日，经济的归经济”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