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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编辑

　　投资界目前之所以对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特别敏感，是因为政策的转变，意味着基本面的改变，意味着投资策略的相应调整。观察各经济体可能做出的“退出”安排，有两个视点或两根红线，一是就业指标，二是增长指标。而不同经济体的退出路径也不相同，但无外乎三种出路，一是柔性退出，二是隐性退出，三是转型退出。

　　近两个月来，随着经济复苏势头日渐突出，各大经济体实施了近一年的经济刺激措施如何“退出”，成了投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虽说看法不同，但仔细观察各种正在悄悄尝试的 “退出”安排，有两个判断视点，一是就业情况，二是增长趋势。而退出之路，也无外乎三种，一是柔性退出，二是隐性退出，三是转型退出。

　　何以见得？先看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退出必须顾忌的两根红线，即就业情况与经济增长趋势，这也是判断经济政策可能调整的两个重要视点。

　　为什么就业指标如此重要，是一根不可忽视的红线呢？这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了各大投资市场的价格溃乱，而且对实体经济也造成了正面冲击。其中最有可能诱发的社会危机是失业问题。

　　因此，去年以来，各大经济体都在其抢救性刺激措施中，不约而同地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了首位。现在，尽管全球经济有了复苏的苗头，但在就业方面还没有什么起色。鉴于就业是检验经济回暖与否的滞后指标，是一项硬指标，因此，刺激措施是否“退出”，还得看就业形势来定。

　　另一个重要观察点，或者说另一根红线，就是经济增长情况。这是包括投资、消费、进出口、物价及企业利润等在内的一组经济指标。目前，其中一部分开始好转，如投资、消费等，有不少亮点。这也是当前许多人对复苏抱有信心的依据所在。但物价走势、企业利润及出口形势还不乐观，这又是对复苏的持续性持怀疑态度的根由所在。

　　基于就业情况不乐观及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各大经济体现在对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持保留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握这两根红线，则是判断刺激政策“退出”与否的关键所在。

　　有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去年，各大经济体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相互协调，动作十分一致，在推出刺激政策时，有很强的协同性。但现在，在治理金融危机对本国或本经济体造成的伤害时，由于各自情况不同，目标不同，在“退出”的时间与方式选择上，则有明显差别。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做法。

　　一种是柔性退出。所谓柔性退出，是对先前施行的强力刺激措施，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本地区的复苏情况，如投资、消费、进出口形势及投资品与消费品的价格趋势等，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力度、不同作用点的减撤，以防止经济运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

　　特别是在投资品价格开始飙升之际，刺激措施如果延宕过久，有可能酿成新的经济泡沫，造成新的金融危机。比如，近期澳大利亚央行在G20中率先采取的加息举措，就是针对本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近期投资市场情况，采取的平衡举措。

　　一种是隐性退出。所谓隐性退出，是对前期施行的抢救性刺激措施，根据拯救对象的症状，特别是其经营回转情况，分门别类，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减撤其支持政策。这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因为本次金融危机，主要肇始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发达经济体此前采取的救助手段主要也是针对这类金融机构。从目前来看，在发达经济体中，对这类机构实施的救助措施，正在悄悄地减撤之中。

　　还有一种是转型退出。所谓转型退出，是指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冲击，顺势而为，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安排。比如，亚洲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前，其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这次金融危机对加工贸易的重创，迫使其调整内外需关系，便是如此。

　　比如，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经济复苏还没有明确的前景前，中国将仍然坚持“双松”的政策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的一成不变。事实上，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始终处在相机而行的“微调”过程中，只不过这种“微调”不是某些名嘴所说的大转弯而已。

　　由此来看，对当前争议颇多的“退出”问题，敏感的投资界尽管可以时时关心，但也不必过度敏感。尽管政策的转变，意味着基本面的改变，意味着投资策略的相应调整，但这毕竟是宏观面上的大事，是有迹可寻的。只要对不同经济体的情况有持久的观察与研究，就不会“人云亦云”，作出离奇的判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