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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苏小和是在一次圈内朋友的聚会上。那时一群兴趣相近的人，准备成立一个经济学读书会。一位朋友冲着他的背影示意，“这哥们儿，以前是个写诗的。”一段时间后，读书会正式启动，我对小和的了解多起来。他写过几本反响不错的企业管理案例，现在打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不时在媒体上发表对财经问题的独立评论。一个曾经的诗人、现行的小老板，他对经济学的热情超乎我的意料。他是读书会出勤率最高的成员之一，每次开着跑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不过是为了听一听别人对古典经济学的见解。
自由，如何取决于经济独立，又如何造就了社会繁荣和有尊严的个人生活，是我从苏小和的目光中读到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新书《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的思想主题。苏小和曾在湖南某地任市长秘书，后来因无法忍受官场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终于辞职，步入自由职业者的行列。他的“政府不给我发工资”道出了经济自由的真谛：政府不给你发工资，你就得拼命为他人创造价值；政府不给你发工资，就不能左右你的个人生活。这一主题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近年来，由于中国各级政府税收猛涨，“国进民退”势头明显，年轻人争先恐后考公务员，百姓把生活改善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发号施令，这种趋势意味着什么，读者或许可以从这本书中有所感悟。
对很多普通读者而言，我相信这本评论集可以作为学习经济学的参考路线图。书中点评的著作很多是经济学中绕不过去的读物，像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更重要的是书中引用和评述得最多的那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名字：杨小凯、陈志武、周其仁、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他们是从中文世界出发探索经济学奥秘不能错过的路标。
苏小和笔下的经济学家总会呈现出某种别样的生动与精确。周其仁是当今知名经济学家中舆论形象最好的一位。书中的《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一文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他是市场的观察者，是政府的批评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师。只是周其仁成竹在胸，因此他的批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呈现出一片和风细雨，这让被批评者不好意思升起满腔的愤怒，而是掩饰不住的惭愧。”——这就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境界。在书中，小和把茅于轼划为“处江湖之远”的学者，认为张维迎“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形容吴敬琏是“骑在羸弱的马匹上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等等，这些联想和类比看似散漫随意，却形成了另一种精准。他写吴敬琏与顾准的生离死别与精神传承，我看时差点掉泪。
也许是诗人的气质铸就了开放的心态，苏小和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但他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并不狭隘。他在书中收录的《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一文中写道：“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命运，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这段话对于理解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和政府救市极为重要。正如苏小和所说，凯恩斯主义是基于私有产权与个人自由的制度背景，对经济失常所作的短期的技术性调整。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危机深重时，西方政府纷纷出手救市，而在经济出现好转时，他们就开始商议干预退出机制。同时，他也指出了凯恩斯主义对中国不适用。他的判断是：“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的守望者，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青年，用文艺腔写作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对经济学的“皈依”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他说，要做一个好的商业观察家，对企业家有深度的把握，需要某种学术方法，“对商业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人们必须走经济学之路。”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它的普及与发展，需要一批有识之士的开放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