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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即将进入“十二五”时期。从目前情况看，有十大因素可能引发我国的经贸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十大因素分别是，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进入一个结构转换的过渡期；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环境将有新变化；自主创新将是提升出口竞争力关键；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增强出口竞争力提供重要支撑；开放竞争将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助推器；人才、资本、产业、产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破解；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进一步改善。为此，我国应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解决自主创新的环境和动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产业国际化进程等作为改革、发展的重点。
⊙张燕生
一、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提升出口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已迫在眉睫
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07亿人，农民工总数2.2542亿人，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工有1.4041亿人，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本地农民工8501万人。现阶段城镇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约120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估计约1.2亿人。即，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进入一个结构转换的过渡期，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在未来15年内基本转移完毕，如果“十二五”不能够加快对外贸易方式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未来调整的压力会更大。尤其在印度的劳动力资源更年轻、人均收入更低的情况下，挑战则更加严峻。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和印度2008年的人均GDP分别为5345美元和2753美元。另一组数据表明，在15至34岁人口组中，中国占总人口的29.07%，为38011万人；而印度占总人口的34.99%，为38296万人。要在“十二五”时期加快对外贸易的战略性调整，形成新的出口竞争优势，应持续增加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投入，把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职业训练、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值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形成高素质人力资源新优势。
二、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环境将发生新变化
我国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额/GDP的比例）明显高于美国的22.4%和日本的28.2%，低于德国的69.6%。但德国的对外贸易以区内贸易为主，对亚洲和北美市场的依赖较小；并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为主，贸易摩擦较少。而我国的出口对欧美市场依赖大，并以加工贸易为主。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41.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7.3%，加工贸易顺差达2968亿美元，高于外贸总顺差2955亿美元。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额达5721.95亿美元，占外资企业出口总额的72.37%。
加工贸易是国际资本与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的一种有效的贸易方式。但下一步的挑战是，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加工贸易还会留在我国吗？国际资本，尤其是欧、美、日、韩等资本是否会寻求新的劳动力来源地呢？中国和印度投资环境目前的差异主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假设日本未来投资2000亿美元来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中印基础设施差异在未来10年至15年内显著缩小，印度是否会成为全球新的加工组装基地呢？2008年，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日本企业在亚洲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一旦上述情况成为长期变化趋势，国外生产性直接投资逐渐减少，加工贸易持续下降，意味着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推动对外贸易及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已经刻不容缓。提升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本地配套、主体本地化的比重，同时提升民营出口企业的增值能力和技术含量，是战略性调整的一个方向。
三、自主创新是提升出口竞争力之关键
前30年，我国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招商引资、购买国外发明专利及技术特许权等渠道。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只有7.1%的企业有研发行为，其中国内企业的研发强度明显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另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2006年，我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约有65%是在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完成的。其单位价值往往比在美、日、欧生产的同类产品低几倍、几十倍。要改变企业技术落后局面，就要变模仿创新单轮驱动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双轮驱动，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企业创新能力弱、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弱、FDI直接技术外溢作用弱等问题。事实上，美国研发支出的8%是用于基础研究（技术的获得），25%用于应用研究（技术的应用），67%用于开发项目（技术的改进）。
对于我国的技术选择而言，高技术产业是产生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基本力量，但先进适用技术由于直接面对市场，能够提升满足多样性需求的供给能力，经济效益较好。我国现阶段自主创新政策的着力点，应优先解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当自主创新的内生机制逐步形成以后，再把重点向世界科技创新前沿推进，渐进式地缩小与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这就决定我国对外贸易的技术竞争优势仍放在技术改进层面上，实现动态提升。
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从世界发展经验看，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从传统服务业转型到知识型、高增值服务业，从国内贸易、金融、商业中心转型到国际贸易、金融、商业中心，是一个大趋势。要进一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即为生产活动提供中间增值的服务环节，如研发创新设计、物流运输仓储、金融保险投资、信息咨询专业服务等。在过去，生产性服务环节大多是内化于制造企业的产品增值链之中，现在则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网络。
其意义在于，首先，能够创造出多层次、大容量、关联强的新就业机会；其次，能够带动制造环节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环节延伸，尤其是通过总部经济的发展，包括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培训中心、销售中心及物流配送中心的发展，集聚人才，提升管理，延伸服务，技术增值；再次，能够带动各种形式的跨境服务提供，在服务贸易层次上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促进服务业的国际合作、国际交换及国际竞争。
五、开放竞争将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助推器
研究发现，研发全球化主要集中在美日欧“大三角”之间，产业转移的科技含量与国际化成反比关系。但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之一，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进行的，跨国公司被迫开始跨境转移一些具有更高技术和服务含量的业务部门或增值环节。为防止核心竞争优势的丧失，跨国公司会普遍选择独资、相互配套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竞争策略，把可能产生的模仿、技术外溢、知识扩散等控制到最低限度。
要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最好的应对策略是开放竞争，强化跨国公司之间以及与我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用竞争压力迫使跨国公司把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创意和诀窍、核心人才引入我国，在开放竞争中加快实现这些优质要素的本地化、技术外溢和知识扩散。为此，要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搭建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鼓励内资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更高技术含量和增值含量的配套，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国际合作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六、我国人才、资本、产业、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首先，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进程，建立高端人才集聚和发展平台。当前，要提升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外贸战略性调整支撑之关键，是需要引进或培养一大批透彻了解欧美，并有真才实学和经验积累，又懂中国国情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人才总是喜欢扎堆的，而不是流向人才稀缺的洼地。目前即使在上海，人才的国际化程度仍较低。2008年，上海发放的在沪外国人就业许可证总计为7万人次，而上海人在国外工作的达22万人次。因此，要营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
其次，加快推进资本全球化进程，提升对外金融资产的全球化运作能力。到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131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的60%以上），其中美国国债为8015亿美元，在过去一年中累计增持2947亿美元。这种对外金融资产结构是很不合理的。下一步要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同时，大力推进我国股市、债市、期市、汇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在合理管理和运用外汇储备资产的同时，建立藏汇于民、支持“走出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目标；在改善对外金融资产的币种结构的同时，推进金融组合、直接投资组合、战略性资源储备组合的新配置。
再次，加快推进产业国际化进程，逐步建立我国的全球生产体系。2002-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速达到56%。到2007年底，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179亿美元。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21.5亿美元。作为加快推进我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通过“走出去”建立全球营销网络、加工组装体系、农业和矿业生产基地、研发设计中心、工程承包及后勤配送网络等，都是未来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
最后，加快推进产品国际化进程，提升我国企业综合物流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地区内贸易、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等新贸易方式将显著增长。
当前，美日欧经济减速将减少其进口需求，我国扩大内需则增加进口需求，这将有利于缓解全球经济失衡，但不利于我国出口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应争取扩大与东亚地区的区内贸易，建立和完善新兴市场的营销网络，增大零部件产品出口的比重，减少对欧美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尤其在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发展的基础上，国际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比重将显著上升。同时，通过对外投资推动全球供应链管理发生变化，是节能优先和环境优先的需要，是对冲全球风险和分散顺差的需要，也是探索就地投资、就地雇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全球资产多样化贸易方式的需要。为此，要试点贸易、实业、金融、科技一体化的对外贸易发展策略联盟。今后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等“走出去”平台，建议增强区域市场分销、信息咨询服务、综合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配套等生产性服务功能，尤其应重视完善中小企业“走出去”发展外贸的平台建设。
七、破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重启多哈回合谈判。最大限度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维护我国及地区共同的核心利益，避免世界各国陷入贸易战、贬值战、政治战陷阱之中，在全球有效需求大幅萎缩的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要高度重视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尤其是欧美国家以减少碳排放为题，提出碳泄漏、碳关税、或过高的环境和排放标准，损害我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高度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反补贴、劳工标准、国有企业和竞争政策、主权财富基金等为由对我国设置新贸易障碍。
再次，要针锋相对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发达国家掌握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情况下，研究制定有利、有理、有节的应对预案和策略。
八、稳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首先，作为对冲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我国应考虑在未来十年内分阶段建立对全球或地区开放的汇市、股市、期市、债市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相关的金融和风险管理服务工具。这必然会涉及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各自定位及分工合作关系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才、资本、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取决于金融市场深化、虚拟化和一体化程度，也取决于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和机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取决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和市场深化的综合能力，取决于其区域金融和实体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创造力，更取决于两岸及内地与港澳的金融竞争与合作所焕发出来的强大发展动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要成为亚洲的华尔街都需要进行大的转型。最终的决定仍取决于市场的力量和全球投资者的认可。
其次，加快推进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和推广。由于人民币结算及国际化有利于抵补企业跨境交易的货币和金融风险，有利于降低国民跨境交易成本和风险，有利于提供跨境货币和金融交换便利和自由化，因此，应在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行，包括扩大人民币结算的金额、地域和业务范围，尤其是通过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培育人民币离岸业务和离岸市场。
再次，“十二五”时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风险防范的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差额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战略性调整，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保障作用，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
九、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200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45.7%，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在满足基本需求、多样性需求和高端需求的不同生产和服务层次上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要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既要解决好劳动密集型中小出口企业、服务外包企业、传统跨境服务企业的发展问题，又要解决好人力资本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创造农民工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由于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较小，出口导向的生产和服务企业主要设立在东部沿海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条件最好的地区或中小城市，如珠江口东岸、苏南、宁波、温州等地。
然而，日益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人才、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力资源需求主要是全球化和多层次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专才，其就业场所大多建立在国际大都市或中心城市的核心城区，并与子城市体系、周边城市形成梯次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联系。对外贸易下一步的发展，在空间上将遵循“地方不在大，集聚就行”，如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GDP的73.6%，人口的68.7%。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提出，世界是不平的，世界半数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美、日、欧的总人口不到10亿人，却集中了世界75%的财富。同样，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降低运费的结果，进一步密切了核心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关系，而不是远距离区域的贸易关系。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要更加重视解决商品和服务、资本和劳动、信息和观念跨区域流动的困难，消除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流动性体制和其他障碍，促进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市场体制机制对接。
十、我国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急需进一步改善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需萎缩基本上成为定局，外需和订单大幅减少已经成为中小进出口企业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之一。要转危为机，应充分利用“10+1”、“10+3”、CEPA、ECFT以及中智、中新等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体化契机，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等境外发展平台，开拓新兴进出口和投资市场。事实上，我国产品在非洲、拉美、澳新、中亚等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很大。为此，建立多层次、宽领域、混合型国际营销渠道和网络，通过各种形式的展览展示活动把我国中小进出口和投资企业的品牌、产品和服务系统系列地推向国际市场，探索建立国家队、中央军带动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制和体制，是一个严峻挑战。
其次，加快推进贸易方式创新。目前，越来越多的贸易企业加快了结构调整，包括努力提高增值含量和技术投入，完善会展、分销模式，完善全球维修和售后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加工、物流、研发一体化新体系，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据估计，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约有20%的贸易企业已经完成了结构转型和产业转移，有20%的企业已经陷入停产、破产或转产，剩余的50%至60%的企业仍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在“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贸易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再次，中小企业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缺资金，对此，要多管齐下加以综合治理。要建立健全有财政资金参与、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放开小额信贷管制，完善贸易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目前，中小企业的征信体系、信贷体系和合作融资体系发展滞后。要“变危为机”，推动中小企业融投资的体制创新和市场化步伐，从制度上和市场体系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四，要统筹协调好扩大内销与稳定外销之关系。对中小企业而言，进入国际市场除可以扩大销售规模外，也是借助国际市场的成熟规范来培育、发展和壮大自己，包括利用国外创新、融资、分销、物流环境等。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口转内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国内商业环境、交易成本、诚信文化与国际市场的巨大差异。缩小内销和外销的市场化制度差异是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改善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是一个大战略。
第五，中小企业要把握住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机遇，及早调整用工制度，重视员工培训，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目前，国家正在推出一系列扩大就业、加强培训、鼓励大学生创业等措施。此时，中小企业应利用这些契机积极调整企业人才结构，主动送更多员工参与各种职业培训计划，切实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最后，在“十二五”时期，中小企业更要加快产品增值链的调整，加快部分工序或生产环节向其他低成本地区延伸扩展。据调查，物流运输成本及便利是生产区位调整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内外竞争压力下，企业已经开始了产品增值链布局的调整，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例如珠三角部分企业已开始购入电动织机以淘汰手动织机，并把被淘汰的手动织机通过农民工带回其家乡，形成珠三角生产高增值产品，而低成本地区加工低增值产品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