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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几大主要经济体大都已踏入、或即将踏入经济复苏上升通道,这种趋势变化对于国际能源格局也将产生重大影响,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之间的新一轮互动将随之激活。
一方面,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将推动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逐步反弹。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为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反弹奠定了坚实基础。最新证据是,国际原油价格在70美元左右连续徘徊了5个月后,本月中旬开始大幅攀升,冲高到78美元左右。这其中固然有美元贬值的因素,但从中长期视角来看,也可视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所发出的积极信号——几乎是与此同时,反映美国实体经济的道琼斯指数也重新登上了万点大关。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复苏节奏的不同步,对于不同类型能源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例如,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将激励全球传统能源(如原油和煤炭)需求和供应的双双回升。中国今天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并日渐成为全球重要的原油和煤炭进口国。此外,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增长也将随之拉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复苏,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东亚经济体,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其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增加了。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直接受益的除了俄罗斯、中东等传统能源供应地外,近年来还扩展到澳大利亚、非洲、拉美、中亚等国家和地区。
而欧美复苏相对滞后,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新能源开发和推广的速度。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欧美着重发展的新能源项目,在这次全球危机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其研发、生产和推广都有所放缓。例如,由于太阳能利用大国西班牙的补贴经费削减以及全球信贷紧缩造成太阳能新项目开发进度减缓,今年全球太阳能电池系统的整体导入量,预计同比将萎缩三成以上。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将同样影响能源价格的走势。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现在对有关“二次探底”风险的争议已渐渐平息,但即便各国实现了经济复苏,要重现经济全面繁荣仍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例,根据对美国最近20年以来历次衰退的研究,在经济走出衰退后,仍将持续14至29个月左右的“无就业复苏”阶段,这一现象直接颠覆了经济学上描述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奥肯定律”。一般预计,美国失业率很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触顶,此后才开始缓慢回落,由此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和投资。由于美国消费活力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具有先行意义,因此,这对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的过快增长也将起到一定制约。
但是,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衰退阶段都实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除澳大利亚已提前升息外,其他国家尚未有明确的退出时间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曾多次表示,未来两年内美国通胀率仍将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这样,很可能到明年下半年,美联储才会调升联邦基金利率。由于货币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时滞,即使届时各国收紧货币政策,其真正发挥效力也要等到2011年。在此期间,通胀的真实压力不容低估。同时,由于包括原油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基本上都是以美元计价,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升息的滞后,对美元汇率走势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至少在美国经济今年年底正式复苏之前,美元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弱势,这对国际油价上涨势必推波助澜。
因此,国际能源价格更可能以一种螺旋式、阶段上升的节奏上涨,也就是“走走停停”式,如国际油价在80美元、90美元、110美元等重要心理关口附近都将出现长时间的盘整,类似去年上半年那种狂飙突进式的暴涨恐怕不容易出现,但也绝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固然对出口带来了一定压力,但在能源方面机遇的成份似乎更多。过去一年内,能源价格的大幅回落不仅为中国节约了大量进口成本,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充分抓住了这种机遇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如“贷款换石油”计划和一系列的海外油气并购项目,努力实现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目标。
而进入全球经济复苏阶段后,中国更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国际影响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能源大国之间开展卓有成效的能源开发和技术合作。根据合作对象类型不同,可将这种互动关系划分为两类:
一是发展与能源生产大国的关系,目标是拓宽能源进口渠道,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例如,在俄罗斯总理普京上周访华期间,中俄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布,将出资收购俄罗斯松塔儿石油天然气公司51%股权,从而取得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两块储量达600亿立方米天然气田的勘探开采权。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伊朗等的能源合作也正在稳步推进,但其中的风险和变数也绝不能低估,特别是随着经济复苏阶段全球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回升,相关生产国的心态也将发生微妙变化,双边能源合作的路程将会变得更为曲折。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合作双方意识到,彼此的长期利益更值得珍视和关切。
二是发展与能源消费大国在节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国对于能源的依赖将是长期的,并且这种依赖性正在不断加深。全球经济复苏后,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有机会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上来。特别是美国,奥巴马上台前就已提出要推动新能源和绿色经济,只不过在危机阶段,美国的财力主要被用于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在接下来的复苏阶段,中美之间可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这一框架以及《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等已有成果,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能源、环境技术合作。(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