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研究上都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无限期界经济增长模型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揭示了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46个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1972—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测算结果表明，工业化国家国民储蓄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产出增长率可以提高1%；而新兴经济国家国民储蓄率仅提高0.5个百分点，人均产出增长率就能提高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促进作用毋庸置疑。1978—1993 年，储蓄率都维持在30％左右，1993-2008年的多数年份，储蓄率更高达40％以上。

　　根据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的观点，中国年均10％的GDP 增长率中，除了2—4％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资本积累的贡献。而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的观点，如果资本——产出比为3﹕1 的话，则资本贡献的6—8％经济增长率需要18—24％的净投资率。再加上12％的折旧率，要维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中国需要储蓄率达到30—36％。1978—2002 年，我国的投资率和储蓄率都维持在30-40％，同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这一结果与上文的测算基本一致。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高储蓄阶段，例如日本、韩国等国家。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具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这段时间正是日本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经历了高储蓄阶段，而此时也正是韩国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

　　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即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经济背景是以金融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时期，这种高储蓄率对于我国真的还有很大的必要吗？商品流、信息流特别是以信息流为支撑的资本流的巨幅频繁进出于不同经济体，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不断发展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亟待回答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已经过早地成为资本输出国。据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为7971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前发达国家持续地向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实在是匪夷所思。

　　就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储蓄是资本形成的物质资源和基础，是投资的先导，增加的资本形成只能来源于增加的储蓄。但就个别国家来看，特别是处于21世纪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快速发展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观点于今来看并不是十分正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适度变迁（比如农村土地制度、国有企业、金融财税制度等），一是资本积累（国内储蓄以及外来投资）的支撑。

　　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来说，经济发展缺乏的将不再是资金，缺乏的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人才。并不是说以往人才不缺乏，而是说过去发展的瓶颈更多地表现在资金上，而今后的发展，瓶颈将是人才。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促使各国中央政府频出重拳狠招应对，政策核心仍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增加政府投资支出，鼓励企业投资和资本积累。这种政策的实质是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仍在于资本的积累，所以重视投资进而鼓励储蓄。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谈，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人的智慧——无穷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储蓄和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短板。真正的短板在于人才培养之不足，陈旧落后的教育体制不断遏制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投资环境之不佳，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来鼓励年轻人创业。而这些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要将来之不易的积累的资本用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落脚点必须转向能够为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为主要方向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本支撑的教育和相关制度建设。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