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掌握中国最多富人的资料、渠道最为强势的银行，在与基金合作开展“一对多”业务的同时，正悄然地向私募基金打开了合作之门。引入了一场高端财富市场中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的“PK”赛。

　　⊙记者 刘雨峰 ○编辑 金苹苹

　　私人银行抢拉私募基金助阵

　　“对于‘重阳三期’11.5亿的募集金额，应该说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所以并不感到惊讶”，招行私人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王菁告诉记者，从她的言语中透出的是自信。然而，“11.5亿”却在无意间悄然攀上了中国阳光私募有史以来首发最大募集金额的“王座”，而在“重阳三期”成立公告中的“由招行私人银行中心独家代销”，使得市场的目光骤然投向了私人银行与私募基金的这段“姻缘”。

　　“其实私人银行与私募基金的合作可以追溯到私人银行成立之初”，王菁告诉记者，“主要是为了完善产品线，一些私募性质的理财产品就在双方的合作下应运而生，但是都是局部区域性质的，一个地区的私人银行高端客户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之政策影响，所以远离公众视线也不足为奇”。

　　然而，就在国内私人银行的发展加速驶入快车道之时，理财产品的匮乏却成为了中资私人银行发展之路上的“拦路虎”。“在国内银行尚未实现混业经营的背景下，我们更多的还只是作为理财产品的一个代销渠道，而不是参与到理财产品的设计、运作中去”，王菁告诉记者。而国际上成熟的私人银行多为混业经营，通常会具有投行和资产管理经营资质。

　　西南财大信托与理财研究所研究员李要深也认为，银行只有通过控股基金、信托、保险等多元化机构形成真正的混业经营局面，才能整合各种资源为私人银行提供资源支持。

　　而今年7月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成为了私人银行、私募基金联手争夺高端理财市场的转折点。《通知》中明确规定，银行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但私人银行客户不受此限制，如果说之前的双方的合作还因为政策因素而显得低调，那么政策的明朗化则将双方推到了聚光灯之下。

　　8月交行发行了“得利宝至尊2号”，由旗下交银国际信托与上海六禾共同管理；中行也发行了两款此类产品。而光大银行联手北京星石、上海尚雅等5家私募基金公司推出的“私募基金宝”更是提前三天完成募集，募集总金额超过13亿元，单笔最高投资达4000万元。

　　而其后招行联手重阳投资提前4天结束募集的“重阳三期”以11.5亿的募集金额将私人银行与私募合作推向了又一个巅峰。

　　不过，在银行向私募基金敞开大门的同时，也伴随着极为严格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在目前的金融政策环境下，拿阳光私募理财产品来说，我们的职责就是通过自有的一套阳光私募综合评价体系，选出最优秀的产品推荐给客户，并且对表现不佳的基金实行‘劣汰’”，王菁告诉记者。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零售部总经理助理徐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对于权益类产品，让私募基金进行PK，这样才能优中选优”。显然，国内私人银行纷飞的“战火”早已蔓延到了作为产品提供者的私募基金行业中。

　　私募基金里的公募身影

　　伴随着基金“一对多”业务在银行里的火热开展。私人银行与私募基金的“联姻”显得更为谨慎。据业内人士透露，能够与银行合作的私募基金只占私募基金总体的一小部分，而且都是那些风格稳健的私募才能入银行的“法眼”。银行的“保守性格”在与私募的合作中再次显现。而更重要的一点，能与银行合作的私募基金，其背后都有着过往在公募基金的辉煌业绩做支撑。

　　“‘重阳3期’销售如此火爆，更多的还是产品基金经理人的投资理念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同”，王菁向记者解释道，“为全力配合招行销售，重阳投资团队一个月内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了近10场路演，向潜在客户传递重阳的投资理念。”而在重阳投资团队里，我们看到的是昔日“公募明星”的身影。

　　李旭利，上海重阳投资仅有的两名合伙人之一，也是此次“重阳3期”的主刀者，1998年加入南方基金，曾担任公司研究员、交易员、基金经理、投资总监等职务，2005年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任投资总监。其管理过的基金业绩都表现出色。在公募基金界“摸爬滚打”十余年，坚持在宏观研判的趋势下进行资产配置和行业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自上而下投资理念并以此著称，由此赢得了“意见领袖”的称号：投资者随李旭利自上而下看市场，追着王亚伟自下而上找股票。今年8月，李旭利离开了从业十余年的公募基金业，悄然加盟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重阳），和原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老重阳）创始人裘国根共同成为目前新重阳仅有的两名合伙人。

　　“李旭利现场极富感召力的演讲将重阳3期产品的投资理念，及对未来市场趋势的研判很好地传递给了客户”，一位参加过路演的理财经理表示。

　　而在与光大银行合作推出“私募基金宝”的北京星石、上海尚雅、深圳民森、上海从容和上海涌金这5家在业内顶尖私募基金公司背后，吕俊、刘红海、石波、江晖……等人头上的“公募明星经理”光环亦尚未完全褪去。

　　“银行对于私募基金的选择，品牌、公司以及公司股东的实力还是相当看重”，深圳民森投资一位负责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与私人银行合作方面，私募基金的竞争已经很激烈”。

　　“裁判员” or “运动员”

　　“目前私人银行与私募基金合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代销渠道；另一种则是参与到产品的操作中”，王菁告诉记者，“而招行目前还只是采取的第一种方式，与私募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丰富我们的产品线，私人银行就好比是‘药房’，我们给客户定制的资产配置就好比是‘药方’， ‘药房’必须把所有的‘药’都备齐了才可能从众多品种中选出‘好药’。”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国内私人银行发展起步较晚，而且银行混业经营尚未放开，现阶段推出的产品主要还只是专注于几个擅长的产品种类或环节，而非整个产品线或者全环节。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产品的匮乏，市场出现波动或者外部政策限制出现变化的时候，产品线就有出现断裂的可能。所以，像招行等走在私人银行发展前列的银行目前更多的还只能靠代理更多的产品，以达到吸引客户和抵御风险的效果。但是银行在这其中所担任的角色问题，也因此引发了不少探讨。

　　“我们目前还是更倾向于‘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亲身参与其中的‘运动员’”，王菁说，“当然，如果银行自己参与进去，在收益方面肯定更丰厚，但是承担的风险也更大”。

　　光大银行则在另一种方式上走得更远。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零售部总经理助理徐欣告诉记者，由于光大总行产品设计组在产品的设计、运作经验上比国内其他银行的相对领先，所以此次发行的“私募基金宝”就选择了“子母信托”这种模式，银行自身也参加到产品的操作中去。

　　“光大私募基金宝”在运作模式上，采用双层信托模式（TOT），一级信托由光大银行作为管理人，根据严格程序筛选私募基金，然后根据灵活的投资比例分成多个二级信托，交由不同的私募基金作为投资顾问进行管理。

　　“这是一种产品设计上的创新，依靠的是光大自身的技术资源优势”，徐欣告诉记者。产品背后的数字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光大银行是以目前存量的402只阳光私募信托产品的历史业绩数据作为阳光私募基金宝投资顾问遴选的基础数据库，经过量化筛选出不超过20家的私募投资管理人作为阳光私募基金宝产品的投资顾问池，再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评分选取6-8家构建核心投资顾问备选池，最终经过外部投资顾问遴选小组投票选择后确定4-5家顶级的私募投资管理人作为产品的投资顾问。

　　而对于选择的标准，光大银行零售业务部负责人张旭阳介绍说，“定性方面，我们主要考虑这个阳光私募有多少人的研究团队、风控制度如何、管理架构是否完善；定量方面，我们主要考虑过往产品历史收益数据的追踪、风险收益的回归以及收益波动性的研究，我们要分析私募的业绩是来源于市场大势的回升还是投资能力，而且我们需要区别不同的私募基金风格，这样才能更好地匹配。”

　　“风险控制对于银行自身参与这种模式来讲则显得尤为重要”，徐欣表示，而运用的主要方式，一种是设定业绩提成，即只有当私募基金的表现达到银行设定的标准之后，才能提取业绩提成；另一种是要求私募基金必须按一定比例跟投其产品，共同承担风险。

　　“基金宝每个私募最多占比30％，防止过分集中。我们会根据我们对市场的判断，看看哪种投资风格更适合市场，这样可以考虑多配一点。一般一只私募也就占15％到20％的比重。”为了吸引投资者，银行甚至约定如果产品净值低于0.9元，则银行和私募机构均不能收取固定管理费。

　　不过最终衡量这场“婚姻”质量的天平却来自更为客观的数据。在未来的竞争中，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投资回报率。其中也包括了，客户的信赖与认可，以及机构自身的名誉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