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部分人吃够了信息不对称的亏。因为有信息不对称，就有内幕交易、贪腐、欺诈。这里不仅仅有道德风险，也有法律风险；不仅有财产风险，还有人身风险。其实，信息不对称并不等于没有信息。对于掌握信息的人来说，信息足够；对于不掌握信息的人，则是特定信息缺失。只不过，掌握信息的人总是极少数。某种程度上讲，信息意味着成本，意味着收入与财富。鉴于信息在财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流转中的重要性，便有了专门以信息为研究内容的信息经济学。
但是，信息并不是知识，更不是智慧。信息仅仅是知识生产的元素之一。信息可以是廉价甚至免费的，但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没有不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因而必定是昂贵的。知识未见得就一定是力量，得看你是否能够或者善于运用。也很难说，知识越多，就一定越有智慧。正如佛陀有关佛法与智慧的比喻，知识“恰似一艘载着你的木筏，我们渡河需要木筏。但它绝对不是彼岸，一个有智慧的人到达彼岸后，是不会扛着木筏到处跑的。” 何况，在流星雨一样的信息流中，对他人是信息的，对你未必是。
人类曾饱受高成本信息传播之苦。但正因漫漫历史长河中，信息传播与搜集的高昂代价，人们才会根据切实之需，那么慎重地决定搜集与传播哪种信息，对每个接触到的信息体味和斟酌再三。过剩信息和虚假信息也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被遏制。有限的信息量，使人们得以有条件充分挖掘所搜集信息的内在价值。当然，信息传播的高成本，以及信息量的稀少，还是阻止了人类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也是科学进步与经济活跃的障碍之一。
随着技术手段的飞速进步，今天的人们已苦于信息爆炸和过剩。这同样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高成本。处理大量信息所牵扯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睡眠减少和质量下降，由此折算的成本，很难说比信息手段落后的时代要小。
更成问题的是，信息过剩造成了注意力分散。这让我们对所有事情麻木不仁。对此，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教授从经济学上给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注意力稀缺的世界中，信息也许是昂贵的奢侈品，因为信息可能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重要的事物转移到不重要的事物上。”
注意力分散，意味着用于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精力减少，思考的深度受到抑制。所以，需要处理的信息越多，人们越想走捷径，人云亦云的信息于是代替了深思熟虑或仔细观察研究。而基于类似咀嚼过的甘蔗一样的信息流所生成的大众思维，必然是粗陋而肤浅的，就像掠过水面的风，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但就是这种代替了个体思维而忽东忽西没有根深定力的群体思维，却有着“过江三尺浪”的威力，能将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掀起波涛。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互联网电子交易的极大便利，推动了市场起伏的群体思维力量，在人云亦云的轻飘中，题材和传言遮蔽了交易标的的具体内涵；趋势和大市掩盖了个体的特性与差异；价格形式代替了内在价值。以至于最后，不管是货币、债券，还是股票，抑或大宗商品，都被仅仅视为赌桌上的筹码。在过剩信息流中丧失了思维独立性与声音，也丧失了自我判断与决策能力，或者懒得那么费事去做的个体，在群体思维与人云亦云的泥沙裹夹中，随“羊群效应”，一起为资产泡沫的吹起、吹大以至破灭而疯狂、兴奋，或者跌入极度恐惧中。由此，也就形成了经济危机和衰退萧条。
由于过去几百年来，信息技术手段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普及，特别是社会进入到大众思维与大众传媒交互促动的时代后，一丁点儿题材，或者面上的突发性事件，就会被“交互促动”的大众工具不断发酵放大，进而成为金融市场与经济运行的搅拌力量，但扭曲性的力量很快会在疯狂中止步，衰退与恐惧又会在“交互促动”的大众工具的放大下陷入深谷。这种升降替换，在过剩而廉价的信息流中越来越快了。
笔者以为，这恐怕是金融与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一个原因。如果将1636年至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算作近现代危机的开始，那么，在18世纪每隔70至年才有一次危机，到19世纪缩短为20至30年，20世纪为8至14年，21世纪才开始不到10年就已经发生过两次了。
再进一步讲，这恐怕也是以个体为分析对象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日渐受到批判而难以有还手之力，那些以整体或大众为分析对象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诸如强调历史重要性的演化经济学以及强调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等流派，日益获得市场的原因之一。
“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月影一月摄。江月不随水流去，浮云能遮天上月。”就智慧、知识与信息而言，其间的关系真是如此。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