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思维

　　⊙记者 陈其珏 ○编辑 王晓华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却正在走上和传统产业相同的一条老路。

　　在国务院日前下发的《关于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通知》中，风电设备和多晶硅这两大新能源产业首次被列入重复建之列。于是乎，原本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己任的新能源反而成为被调整的对象；而原本奉节能环保为圭臬的光伏原料多晶硅反被贴上高耗能、高污染的标签——一时间，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仿佛陷身于一出果戈理式的讽刺剧。

　　但讽刺归讽刺，这一切其实早种业因。

　　数年前，当施正荣刚刚荣登内地首富的宝座时，国内大批嗅觉敏锐的资本玩家就隐约看到一座前所未有的大金矿，纷纷投身其中。一时间，各地光伏组件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投向光伏业的资本呈几何级数膨胀。直到有一天组件价格被卖得“贱如白菜”，而原料多晶硅被炒得“千金难求”，人们才蓦然惊觉：原来真正暴利的不是组件，却是硅料。

　　随后，资本迅速向多晶硅聚拢，人人都幻想“早一天投产就可早一天坐享600%乃至1000%的暴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把硅价打回原形，曾经的暴利变成微利很快又转为亏损，当初的“拥硅者为王”沦为如今的“拥硅者被套”……

　　追忆往昔，这一幕又何尝不耳熟能详？中国历来都有“一哄而上”的传统：从上世纪90年代的彩电、冰箱到之后的电信、水泥、乳业、钢铁，哪一次不是以轰轰烈烈的重复建设起步，又哪一次不是以腥风血雨的价格鏖战收场？

　　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此次对两大新能源行业的调控之举既非像一些悲观者认为的“全盘否定”，也并非是一些乐观者轻描淡写的所谓“警示云云”，而是一种与以往遏制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相类似的行政干预手段，其背后的政策逻辑其实与2003年下半年以来对局部经济过热实施的那轮宏观调控一脉相承。

　　这从一些具体调控措施上也可管窥豹斑——无论是淘汰多晶硅落后产能抑或提高产业门槛，都与当年对钢铁、水泥的调控举措并无二致。

　　不过，笔者认为，在动用这些传统政策工具的基础上，中国对新能源产业的宏观调控还应加入一些新思维——即从新能源的特性出发衡量调控的方式、目标和强度。

　　作为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危机、拉动经济的一张重要“底牌”，新能源被普遍认为是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人类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其特殊之处首先表现在市场容量的不可预估。以光伏为例，目前美中两个大国仍未全面启动，一旦未来更多国家加入光伏阵营则究竟会催生多大的市场还很难断言。而如果以当前的装机规模作为衡量未来产能过剩与否的标准，不排除出现估计不足的可能。

　　事实上，就在调控令出台后不久，天津港透出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该港进口的多晶硅比去年同期猛增了88.8%。这暗示了国内的多晶硅需求量还远未被充分满足。更何况，业界对近年来各地鼓吹的多晶硅产能规模多有怀疑，认为其中水分不小，以此判断多晶硅过剩会否有误读之虞？

　　其次，新能源的技术革命也存在着诸多变数。例如，业内预期晶体硅电池的转换率在最近几年可从17%提高到20%，如采用一些新技术和新材料之后，这一效率甚至可提高到30-50%。

　　而太阳能电池的转换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其成本将下降7%。试想，一旦未来光伏领域出现突破性的技术革新，其成本大幅下降至与火电同价甚至低于火电成本，由此所激活的市场容量将是“无限大”。届时，今日强抑之产能会否又成明日发展之瓶颈？

　　最后，新能源还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价值，其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分工大重组的关键砝码。有迹象显示，美国可能借本轮新能源革命完成一个新的能量通货体系的构建，后者将改造美国的能源需求和整个生产体系，引发电力、IT、建筑、汽车、新材料、通信等多个产业的重大变革和深度裂变。

　　显然，上述这些特性都不是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所具备的，也决定了新能源未来必将走出一条与传统产业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新能源“量体裁衣”，更针对性地定制调控方案和目标——例如，先公布产业规划和行业标准，再据此决定调控的进度。

　　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对新能源产业中两种不同的“重复建设”加以区分。就市场经济而言，市场上只有一个主体那是垄断，一个以上才是竞争，而一个以上也就是重复。显然，重复建设本身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即所谓的“市场性重复建设”。

　　但在中国，由于受GDP驱动，政府还会动用财政或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重复性投资。这种“行政性重复建设”才是真正致命的，也是最需要调控的。

　　从此次被点名的两大新能源产业来看，上述两种不同的“重复建设”都同时并存，如果不加区别一概棒杀，会否也同时扼杀了市场竞争的因子，给利益集团的垄断埋下隐患？

　　对新能源调控还需辨证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