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出台了积极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较多的流动性。由此，许多人担忧全球通胀会卷土重来。从中国的情况看，通胀预期日益强烈，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市场人士对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争论不休。究竟如何认识通胀问题？
一、通货膨胀是否已形成？
关于对通货膨胀是否形成的判断，首先源于我们对通货膨胀概念的界定。目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知主要基于两种学术定义：一种是萨缪尔森的定义：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人们用价格指数即成千上万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量通货膨胀。根据这一定义，通货膨胀就是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现实中，人们通常以CPI、PPI等指标来观察通货膨胀。另外一种是弗里德曼给出的定义：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按照这种定义，通货膨胀可以被理解为中央银行发行了太多的货币，以至于货币贬值，物价水平上涨。
从现实观察，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观似乎只是停留在学术界，没有得到政府官员、智囊机构的充分重视。相反，物价主义的通货膨胀观却俘获了政策界、智囊机构的专家们，他们都陷入了CPI崇拜，成为物价主义的信徒。从物价主义角度观察，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CPI、PPI一直处于下滑通道，物价总水平的确没有上升。但是，如果将分析的视角转移到货币主义，那么，单纯从1~8月创新中国60年之最的信贷增速这一事实来判断，中国通货膨胀早已经发生。即使按照物价主义的观点，提出翘尾因素，实际上环比通胀在8月就已经显现。
当然，判断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有无，不能如此简单。观察通货膨胀不仅要看物价总水平，更重要的是应该分析经济体的相对价格结构。在物价总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通货膨胀。
对于通货膨胀之危害，尽人皆知。但是，通货膨胀之害不仅仅在于它会给社会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带来痛苦，更重要的是它会扰乱经济体的相对价格结构，从而误导社会资源配置。历史经验表明，货币超发后会导致不同行业、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幅度上涨，这样就必然会给投资者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2009年以来，中国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之所以非理性上涨，实质上就是越来越多的实业资本受到相对价格结构变化的诱导而进入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理论上，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宏观经济的止跌和复苏，但是，相对价格结构变化引起的通胀对经济的复苏是不利的。而且，相对价格结构变动还会引起社会财富的逆向再分配，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产生。
目前，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与低迷的物价总水平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喜欢用CPI的高低来衡量通胀，而中国现行CPI的构成已经严重与现实脱节，近年出现的 “猪肉推动型通胀”即是经典写照。目前，我国CPI构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⑴权数确定不科学。一是我国现行的CPI涵盖食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个人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和烟酒及用品七个大类，这七大类的权重设置比较传统，没有与时俱进。过去，居民住房一般由国家或单位进行分配，所以，居住所占的比重（13%）低是可以理解的。近些年来，在住房分配制度取消的背景下，住房需求和开支成为居民最重要需求和支出，再沿袭传统的较低的居住比重明显是不合理的。而且，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看，食品类的占比（34%）已经显得太高。二是国家统计局规定，零售物价指数采用固定权数和可变权数相结合的办法。工业消费品从代表规格品到小、中、大类均采用固定权数，权数一经确定，全年使用。而食品类中的大多数代表规格品则采用可变权数，类权数仍是固定权数。从实际情况看，权数一经确定全年使用的固定权数方法已满足不了现实市场变化快、产品更新换代快的要求，起不到权衡作用。三是统计部门对固定权数的确定存在很大的假设性，与实际相差较大。以副食品类指数为例，现行规定食用植物油的权数为25%，干菜为5%，肉食蛋为33%，水产品为15%，调味品为5%，食糖为10%。显然，这种权数设置不合理。比如，过去人们食用干菜较多，所以，权数设为5%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随着种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无论哪个地区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鲜蔬菜，干菜所占的比重已经很低。⑵物价指数的样本覆盖面不足，样本结构不合理。现行计入零售物价指数编制的商品不足400种，而德国则是780种。显然，样本覆盖面不够，不能真实反映消费商品的全体状况。同时，样本结构也不合理。比如，在肉禽蛋中，猪肉占比为85%，牛肉占比为3%，羊肉为2%，鸡蛋为10%。目前，尽管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可能有所差别，但牛肉和鸡鸭肉所占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猪肉的比重在降低。但是，由于设定的猪肉占比太高，所以，近两三年来，出现了猪肉价格高低左右CPI的怪现象。⑶价格的可比性较低。统计部门发布的月度价格指数，通常都是以前一年同月的价格作为基期来计算的，这种方法符合统计习惯和人们的理解习惯。但是，由于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许多商品如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已不能用年度量了，一些产品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就退出了市场。所以，在进行价格对比时，一些商品的价格可比性较低。
二、中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具有特殊性
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货币问题，源于货币扩张。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的生成可能源于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向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也可能源于商业银行扩大信贷供给，在货币乘数的放大效应下，导致了货币扩张。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通货膨胀的生成不仅仅导源于以上两个原因，外部因素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导因。笔者认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加转轨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既复杂又特殊，通货膨胀实质上是经济金融乃至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产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三部分构成。
从制度层面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建立于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GDP的高速增长，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致了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此外，对于粮食、食品价格和石油、能源价格长期奉行低价政策，不仅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增大了外在的升值压力，而且使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得以长期积累，导致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从结构层面讲，结构调整是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稳健发展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政府一直倡导并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产业、产品依然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一直增长缓慢。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不仅对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价格的上升。尤其是，由于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回报率较低，导致了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助推了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从对外开放层面讲，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70%。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和资源类商品的国际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在从国际市场输入这些商品的同时，也输入了通货膨胀。目前看来，尽管世界在中期可能继续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石油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不同国家会产生的不对称性冲击。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继续出现二元特征，中国的重化工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这就决定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从本质上讲，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开放、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所产生输入型的。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绝大部分是输入型的。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不仅使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丧失了相同的假设前提，也使各国的实践丧失了可比性。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表征，但其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现象，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由制度、结构和国与国之间汇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
三、未来通胀趋势的演进与治理取向
2008年底以来，银行信贷的大幅扩张，带动广义货币供应高于名义GDP增长达20多个百分点，创新中国历史之最。异常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中国已经积聚了沉重的通胀压力。笔者看来，2010年以后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迅速攀升的危险。而且，这种攀升可能呈现戏剧性，就像2008年CPI在8月以后迅速高台跳水一样，在未来某一时点迅速反转，急剧拉升。
第一，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它将进一步积累通胀压力。2009年上马的大量政府项目期限为3~5年，2010年这些不可能停下来，因此，2010年银行贷款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第二，政府的调控政策会滞后于市场的变化。第三，原油价格和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有可能继续上涨，这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第四，美元贬值也是通胀压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历史维度看，在对付和治理通胀方面，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央行懂得如何去控制通胀，许多政府部门懂得如何去达到政策目标，且成绩不俗。不过，整体上看，我国政府部门包括央行更多喜欢运用行政手段。而且相对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似乎更奏效。由此，就未来的通货膨胀治理而言，在美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之前，中国不太可能贸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受制于汇率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开工的政府项目会成为“半拉子”工程，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急剧攀升。因此，中国治理通胀将以行政措施为主，比如对一些大幅升价的行业进行补贴。
但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胀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它不利于校正扭曲的价格体系，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导致问题越积越多。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是问题的关键。而对于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行政手段的作用不是太大。我们可以稳定猪肉的供给，但猪饲料与猪肉的比价在1：6左右，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是国际定价，如果这些价格上涨，又如何控制猪肉的价格？
笔者认为，有效控制和治理通胀压力，一方面应采取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更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近期的政策选择包括：一是要保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要与美元汇率脱钩；二是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三是有效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和投资转向公共和私人消费；四是保持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有效吸纳超额货币，防止超额货币对商品市场的直接冲击。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