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现有的负债推动型模式已不再适用于推动经济的长期繁荣，奥巴马把希望寄托在找到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上。他因而向经济顾问委员会发出询问：“有没有机制可以落实到位，从而使美国实现曾经拥有的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美国出口面临的挑战、改革的方向和制造产业的潜在竞争优势。

　　贸易逆差不能完全以美国产业的竞争力落后解释。美国的储蓄率低是产生贸易逆差的最根本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中存在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经常账户赤字自然就产生了。此外，相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强劲经济增长、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低通胀环境等因素都有助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存在。

　　美国出口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相反，服务贸易出口保持着全球领先的优势，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运输、金融、客运、教育、影视、保险和电信等产业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而且，美国政府相信，由于受到许多国家在服务贸易壁垒方面的限制，美国服务产品的优势并未能达到其应有的程度，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深入，美国服务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将进一步提高。

　　就美国制造业本身而言，其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由此获得了显著的生产效率收益。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制造部门生产效率的增长高于整体经济，且两者的喇叭口持续扩大；制造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两倍，并依然处在增长过程中。无论从每小时生产率还是人均生产率来看，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都领先于德国、法国、英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从而使美国能够在支付工人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条件下维持其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美国制造部门不断增长的生产效率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美国制造部门在研发投入、人力资源、技术储备等方面已建立起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美国制造业的困扰，主要是来自于外部施加的成本压力侵蚀了竞争能力。美国的制造业者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决策时没有考虑这些决策施加给制造部门的多重负担，从而使制造业蒙受了不受保证的非经济成本。快速攀升的医保成本、巨额的侵权索赔、过重的监管成本、持续增加的能源成本等不受企业控制的成本的快速递增，大大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另外，全球制造商所处的竞争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迫使美国制造商转而采用外包生产组织方式。在过去的20年中，三种趋势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制造部门。首先，计算机、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巨大改进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制造部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各国政府已意识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纷纷加大研发力度。第二种趋势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壁垒大幅减少，促进了全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第三种趋势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快速增加，国际市场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上述三种趋势迫使美国制造商寻求全球外包以降低成本，并且全球外包生产组织方式已成了美国制造商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全球外包方式一旦实施，就不会逆转，这意味着美国本土制造部门的生产规模和就业岗位在相对甚至绝对下降，也意味着美国出口份额的相对甚至绝对下降。

　　由此观之，实现曾经拥有的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美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比如降低制造业的成本，包括监管、能源、法律、医保和年金成本等。奥巴马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的医保改革，其实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诸如此类的改革结果，取决于美国各方政治力量能否达成妥协。再比如加大技术创新领域的投入，巩固美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这包括将联邦研发基金集中于创新和生产效率增强技术、确定未来联邦政府支持的优先领域、强化发明专利保护、促进制造技术在国内的扩散、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等。当然还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新产业创造就业、扩大出口。清洁能源产业作为奥巴马政府着力培育的新兴产业将对全球能源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前景可期。发展清洁能源能够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大幅提高美国的出口，稳定本国能源供应，推动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