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有时候，在太大的变化前，人们反而会浑然不觉。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份声明虽然表达的是两国对双边及国际问题的看法，但也极为简明精辟地揭示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特征和发展趋势。

　　从近一年来的情况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诸多变化，既有的经济政策取向，应根据新的形势做相应调整。这其中，一是要调整增长方式；二是要调整投资结构，使之朝两个方向作适当改变；三是要调整外贸结构，要根据新环境、新发展模式进行战略重构；四是要调整消费结构，使国内消费随时代潮流做相应变化。

　　首先看外部环境，经过这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刷，世界经济原有格局已面目全非。简括来说，有两大变化摆在面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提出了再平衡的议题；二是美国借由气候变化问题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议题。这两大议题不仅对未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有直接影响，也将对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构成直接挑战。

　　比如，再平衡问题。平衡什么？与谁平衡？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债务负担，它当然要求平衡这些问题。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频繁提出反倾销调查，其花样之多，频率之高，实属罕见。这是为什么？显然与再平衡问题有关。另外，美国经济近来出现了居民储蓄增加、外贸出口加大的苗头，这对长期依赖美国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意味着什么？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再如，低碳经济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不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从今年起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低碳经济的倡导者。这又是为什么？显然是与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有关。在IT产业之后，作为低碳经济的技术强国，美国希望通过主导低碳经济来引领新一轮增长。相比之下，中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端，无论是既有的生产结构还是消费结构都将因此受到很大冲击。

　　再看内部环境，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简括说来，也有两大变化摆在面前：一是“东低西高”问题，即经济增速出现了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二是“内外需关系调整”问题，即经济增长正在从外需依赖型向主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的方向转变。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超过东部的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金融危机重创了东部地区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现在已进入到了网格状发展阶段。在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中，中西部地区不仅增速加快，而且正在成为内需型增长的主要依托，以及扩大国内最终消费需求的主战场。正是这一点，也为中国经济摆脱外需依赖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之间的结构与比例关系应当怎样呢？都碰到了新问题，都需要做出明显调整。与此同时，受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目前中国经济不仅面临外部再平衡的压力，也面临内部再平衡的压力。因此，来自内外部的压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转变增长方式。这是大势所趋。

　　从投资层面看，在新形势下，长期以来注重基础建设投资的偏好，明显需要朝两个方向调整：一是朝扩大国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方向调整，二是朝改善民生特别是改善广大中低收入的城乡居民的生活与社会保障的方向调整。其实，这两个调整方向是融为一体的，都是朝着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大方向进行调整。

　　从外贸层面特别是进出口结构看，长期以来主要靠与发达经济体的不平衡贸易来拉动经济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大趋势下，在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战略下，中国不仅需要从技术上、更需要从理念上对现有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方式进行全方位战略性重构。

　　再从消费层面看，也需要跟随低碳经济的时代潮流做结构性调整。目前，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消费呈“未富先奢侈”的状态。从消费理念到消费方式，奢侈浪费比比皆是。这种消费需求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国内消费即将进入快车道的时候，有效引导城乡居民合理消费，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造福子孙，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商机和更持久的消费增长。

　　由此观察，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对投资界来说，这也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和新的课题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