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闻》11月18日社论

　　“美中时代”的深化与限度

　　奥巴马访华标志着“美中时代”的全面到来。两国首脑相互确认，如若没有两国的合作，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便无法得到解决。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中美两国正在为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COP15）而努力。再比如，围绕“无核世界”问题，两国决定将共同致力于明年核不扩散条约(NPT)再讨论会议的成功举办以及尽早通过两国均未批准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等。

　　但是，中美合作亦有限度。第一，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复苏动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虽然双方在反对所有形式的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一致，但是在轮胎、钢管等中美之间纠缠不休的贸易摩擦上似乎没有进展。第二，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方面，两国在加强合作方面达成一致，但是中国并未提出具体建议。第三，两国再次确认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重要性。但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所强调的“美国的亚洲回归”中，也包含了牵制在该区域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的意图。

　　“美中时代”并不会埋没日本的作用。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没有日本，美中两国有许多课题无法实现突破。所以，这个时代将呈现出多层面、多主体、相互合作、责任分担的特点。

　　（梁宝卫 编译）

　　《华尔街日报》11月19日专栏

　　鸠山政府强势货币政策对错了号

　　自去年9月雷曼公司破产冲击之后，日元对美元已升值20%。日本新执政的民主党声称这种趋势是个福音，鸠山由纪夫政府称一个强劲的日元对日本来说是好事，因为它将有助于把资源从出口商那里重新分配到国内服务业上来。鸠山由纪夫团队自10月以来一直持有一个观点：日元升值将会有助于促进国内需求，而国内需求不足是日本出口依赖型经济的一个长期弱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日元升值是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沉没的重要因素。

　　诚然，从强势货币中获益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经济不断发展和处于扩张态势时。就像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那样，在此期间，日本通过出口实现了繁荣。然而，上述良性循环只有在公司赚钱、资金流是健康的以及银行愿意借贷时才发生。今天的日本不具备以上任何一种有利条件。

　　当一国处于通货紧缩时，就像如今的日本，一个强势的货币必须以更富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或监管政策——或三者兼而有之予以对抗。然而，民主党政府却在主张相反的策略，种种举措看起来似乎嫌通货紧缩还不够，又在紧缩这边加上强势日元。如此一来，也许日本的衰退不久就会变成全面大萧条。

　　日本并不需要日元升值，而需要放松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管制、使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及一个更加实用的、促进发展的国内工业政策。遗憾的是，对于严重依赖工会以寻求政治支持的鸠山由纪夫政府来说，这种政策路径实在是相当困难。

　　（作者系坦塔日本研究会会长杰斯珀·考尔 张金翠 编译）

　　印度《经济时报》11月19日文章

　　亚洲崛起的责任

　　以一些基本经济数据为依据，世界经济力量在下个十年的转移将是明显的。到2013年，欧盟、亚洲和美国将成为同等规模的经济块，对全球GDP的贡献率平均为25%。到2020年，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同美国、德国一道成为世界五大经济力量。同时，这三个亚洲国家将占全球GDP的27%。更具重要意义的还有消费模式的伴随性转变。

　　今天，5%的世界消费者，或说是美国人口提供了10万亿美元的消费量，而占世界人口45%的亚洲国家，整体消费量仅为7万亿美元。到2020年，亚洲将消费21万亿美元，而美国将消费15万亿美元。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调查，来自快速发展经济体的100个顶级公司，70%以上兴于亚洲。印度2000年拥有25家十亿美元的公司，今年已达160家。但这种快速增长是与世界性重要议题紧密联系的，那就是碳排放量，虽然亚洲人均碳排放量很低，但伴随着最快的增长速度，也成为最大的碳排放量者。亚洲国家过多人口所造成的资源压力，也成为未来急需解决的问题。

　　地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各异、被侵历史等，都使得今日亚洲仍面临种种发展阻碍，同时，由于全球化意识的不足，在共同探讨全球议题、发展全球经济发面也缺乏共识以及自信。亚洲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必须做好承担全球领导权重任的准备。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地区间合作，这种合作要能实现参与国的自我利益，同时认可使命，这就是亚洲的共同发展。在民主与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亚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波士顿咨询集团（亚洲太平洋）主席简梅贾雅·辛哈 贺艳燕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