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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月25日美国宣布碳减排目标之后，中国也公布了大尺度的碳减排计划。由于这两个碳排放大国的率先表态，相信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会有比较好的结果。但是，细读中美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碳减排计划后，一股不平与忧虑之感油然而生。
不平什么？不平的是中国人还没有享受“高碳”生活，就要先“低碳”化了。忧虑什么？忧虑的是大比例减排一旦实施，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将全面影响中国的发展，包括从行政管理、社会组织、经济运行到所有行业都将受此波及而变化。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有可能出现整个社会成本大增的局面。可以说，愿望虽好，但挑战却极为严峻。
何出此言？在细说挑战之前，先讲一讲心中的不平。
据报道，美国白宫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白宫表示，美国的减排目标还包括到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2050年减排83%。对于美国在2020年减排17%的承诺，有专家认为，这一目标仅相当于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国际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
此前，欧盟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日本表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对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到40%，并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转让的承诺。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则呼吁，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减排45%以上。
中国是什么态度呢？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同时，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要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一面在减碳，一面又在增氧。但迄今为止，中国在减排方面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这里，把各方的承诺“晒一晒”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享受了一百多年的“高碳”生活，在减排问题上却不肯有更多的承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高碳”化，却被要求“低碳”起来。而且，更为不公平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某些“高碳”是发达国家转嫁的结果，是不该算到中国人头上的。因此，我们务必要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能承担超出责任的义务。
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意味着什么？又会面临哪些棘手问题呢？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话说，如果现在把容易减排的都减了，以后再提高减排能效就会越来越难，付出的成本将更高。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如果按9.8%的年增长率来计算，以后的减排量会越来越大，要求会越来越高。这就是中国减排的趋势。
除了生产环节外，在行政管理、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问题。从行政环节看，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机构十分庞大，机构重叠，资源消耗严重。仅以职务用车为例，就面临严峻的减排问题。从社会环节看，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失衡与公共意识缺乏，许多地方又存在严重浪费。日常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则更为严重。从政策规划到项目实施，再到生产与消费环节，从理念到行为，都存在大量的减排问题。
如果再加上前30年“高碳”经济积累的结构性问题，补救起来就要花更大成本。另外，再从大比例减排波及的行业看，由于股市的投机性与媚俗性，总喜欢把一个热点归集到某几个可以炒作的行业或板块上。但事实上，大比例减排波及的决不是几个行业而是所有行业，是影响下一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因此，绝不能小看这个量化的碳排放比例。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加上人口众多和各地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现行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与石油为主，因此，高碳排放问题在短时间内将难以得到解决，减排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低碳行政、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与此同时，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大好佬，承担太多。否则，就太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