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多数人都对贸易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但谈论和反对声音的增多，恰恰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论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前还是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被认为能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比如说，美国就认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能降低进口，从而降低贸易逆差。可是，贸易保护主义果真能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吗？

　　不论学者还是官员，在谈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都隐含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笔者认为，这个前提并不准确，需要更加仔细地分析。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的进口和出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假设美国的进出口下降相同，则贸易逆差不变。现在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果其他国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美国的进口会比出口下降更多，贸易逆差的确会降低。但是，若其他国家随后同样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则美国的出口也会受到阻碍，那就很难说贸易逆差是否会降低了。

　　再说，即使其他国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一定就能减少。刚好，发表于今年8月期《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排名前五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一篇学术论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这篇名为“贸易与资本流动：一个金融摩擦的视角”的论文，由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教授合写：哈佛大学经济系的Pol Antras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Ricardo J. Caballero教授。Antras32岁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正教授职位，而Ricardo J. Caballero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系主任。一个是研究国际贸易的青年有为经济学家，一个是研究金融市场的权威学者，两人合作拿出的成果，应该是颇具分量的。

　　这篇论文将国家和部门之间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融入传统的HOM模型（即赫克歇尔—俄林—蒙代尔模型），得出了不同于HOM模型的结论。HOM模型认为，贸易和资本流动之间存在替代性，即如果资本稀缺的不发达国家同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则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相当于输出劳动、输入资本，所以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是相互替代的。但是，在Antras和Caballero的模型中，贸易和资本流动是互补的。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推动商品流动，这会促进资本的流入。模型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难，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之后的价格高于封闭时的情形，所以资本的报酬自然也就提高，这促进了资本的流入。相反，增加贸易限制则会降低资本的流入，甚至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到发达国家。

　　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于增加贸易限制，这就降低了中美两国之间商品的流动，中国的资本流入因此降低，遂使中国的资本项目（包括官方储备交易余额）降低。国际收支平衡表有这样一个恒等式，经常项目+资本项目=0。资本项目降低，意味着中国的经常项目必然要增加才行，由于经常项目主要是由贸易构成的，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必然增加。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即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所以，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不利于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当然也就谈不上增加美国的就业了。

　　大部分人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保护主义依然盛行。究其原因，世人只是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能在较短的时期内降低贸易逆差，而不能有效地反驳它。但是，笔者的分析认为，如果把时间稍稍拉长一些，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不一定能降低贸易逆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