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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觉得，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坦然面对绝无大碍。况且，升不升值，不是那些人所能擅自决定得了的。再说，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把汇率问题放在显著位置，问题的核心也不是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
人们之所以对本币升值这样敏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次经济（或者是金融）危机都于本币币值变动有关。距离我们最近，也是最深刻的两次教训，分别是“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者引发了日本经济“逝去的十年”，后者则将“亚洲经济四小龙”一刀屠尽。这不能不让国人联想：如果人民币升值，会不会使中国经济同样遭到重创呢？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
实际上，仔细回顾上述两次危机的根本动因，本币币值的变动并不是灾难的根源，只是导火索罢了，直接原因都出在了汇率制度上。以日本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大飞跃，根本动力来自外贸推动。选择这种模式的经济体几乎有个固定的汇率制度模式，就是盯住国际主导货币，人为低估本币币值，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从后来的结果看，那时日本的正确选择应该是逐步改变汇率制度，放开与美元的挂钩关系，逐步实现由市场来决定汇率。而日本的做法确是继续与美元挂钩，只不过，汇率重新制定而已。
这样做的后果是：由于日本没能实施经济模式转型，本币币值高企下的经济发展动力逐渐丧失，反倒是积极的货币政策维持着与国内需求不相适应的过剩产能，到头来，市场并不认为日元还值那么多钱，于是纷纷抛售因本币升值而增值的各种资产，昔日的金山转瞬成了泡沫。此时，日本的另一项汇率制度则在这场泡沫破裂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结售汇制度（尽管形式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实质上是一种由本国中央银行承担汇率风险的结售汇制度）。结售汇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有权利以央行公布的汇率，将市场认为价值被高估的货币抛售给央行。到了90年代初，当初因日元升值而涌入日本的国际热钱，以日本人自己规定的较高价格将日元出售给日本央行，换回了潜在价值更高的美元，几乎所有的日元资产全部暴跌。
与日本相仿，8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振兴也是靠出口推动的，这些国家所实行的也是盯住式汇率制度。到了9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陷入了瓶颈，与日本相反的是，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东南亚国家实体经济的实际价值并不支持被认为固定的较高的本币估值，客观上要求这些国家的本币下调币值，但僵化的汇率制度没能及时满足市场的要求，索罗斯趁势介入，改变了一切。
当初量子基金所看中的，恰恰就是东南亚国家本币贬值的市场需求。事后，舆论普遍指责索罗斯，认为没有他就不会发生那场金融危机。理性地说，这样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即便没有索罗斯，也会有A罗斯、B罗斯去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某个人的投机行为所致，而是错误的汇率制度给了某些人投机的机会。
当初无论是日本还是东南亚国家，如能尽早地改变僵化的汇率制度，让市场来决定汇率，这一场场灾难还能发生吗？尽管历史不可以假设，但从逻辑角度看，我还是相信不会，或不至于那样严重。
今天，为维持经济发展动力，我们也在实施盯住加结售汇的汇率制度。每遇人民币升值压力时，人们往往在“升”还是“不升”上做文章，而忽视了汇率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以中国经济的实际价值为参照，人民币当前的价值也许被低估，但究竟该怎么变，依靠某些人的测算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坚定不移信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都必须改革汇率制度。为了把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我们别无选择。
当然，改革汇率制度是需要契机的，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契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摆砣试验中，在距离均衡位置越近的地方放手，摆砣的波动幅度越小，摆动也越稳定。尽管现在大家都预期人民币要升值，但是，在风起云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碳排放框架的客观压力之下，这种预期的幅度是打了折扣的。或者说，抛开政治因素，当前实体经济与人民币实际价值差距，有可能比两年前要小许多。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