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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前夕，中国首次宣布了清晰的量化减排目标：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将这一目标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约束。据此，中国用一个很高的目标来严格约束自己，这一举动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减排承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作出减排承诺的积极意义。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控制减排目标事实上会面临巨大压力和明显困难，故此时中国的减排目标，既是对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有力支持，同时也是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越来越有能力和信心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确实，气候问题是近年来的一个重大国际热点问题。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之下，中国既要注重国家利益，又要以维护全人类利益为己任，在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主动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尽管中国当前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很低，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位居世界首位。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成长性，中国是应当承担起更大的减排责任。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如何行动，对实现《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全球减排目标也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当然，这对有关各方的减排态度、特别是对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都将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其次，中国提出的量化减排目标是切实可行的，尽管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国将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减排承诺，同时减排承诺也将促成和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来看，中国重蹈了以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主的西方早期工业发展之路。确实，“两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环境早已“不堪重负”。如何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开辟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低碳经济发展也就成为中国这个后发国家应当肩负的时代重任。
鉴于到2020年前，中国仍将处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采取得力措施，那么能源和资源的瓶颈约束将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借助外力，有时对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还很有效。确实，中国的减排承诺将产生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节能减排措施，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以此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一个较高减排目标。
对此，我们应当大力调整严重依赖于煤炭供应的能源结构，逐步向低碳和绿色的能源结构方向进行转型。客观而言，中国在实现能源结构调整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尚在建设和发展之中，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基本上已经定型。因此，在早、中期发展阶段中，我们可以优先规划去建设那些绿色的固定资产。
另外，中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制度优势，如政府具有很强的行政调控能力，只要把好绿色发展的大方向，一些发达国家难以办成功的大事在中国往往有条件办成。当然，借助减排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仅靠运用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同时构建起与之对应的减排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
据此，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试行碳排放强度的考核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二是制定“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把资金投向区域化分配，针对不同的区域分别发展不同的低碳项目；三是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开展碳排放交易，用市场方式把中国本土的碳价格机制做出来；四是试行开征碳税，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五是加强相关法制建设，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法律保障。
透过中国的减排承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信、务实的中国在崛起。一方面，中国给了世界一个减排承诺，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自信和负责任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又将减排承诺“蜕变”成促进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因为低碳下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