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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召开前夕首次提出“碳减排目标”，即将在2020年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承诺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也是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这是因为，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例如，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却占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5%。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当中国对外正式宣布减排目标后，这标志着中国将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由于“碳强度”指标既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相关，又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的减缓。碳排放的减缓，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要低于GDP增长速度，这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寻求低碳下经济增长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由此，“减排承诺”或成一种倒逼机制，将促成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制约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产业结构必须调整。从短期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却可以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并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这个角度分析，减排与产业结构调整在目标和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在行动上也能做到一致。故此，“减排”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或者说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产业结构调整也完全可以从减排入手。
所以，在笔者看来，中国能否实现“减排承诺”，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实现“减排承诺”的治本之道之一。
据此，笔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首先是要朝着能源消耗相对较小的产业方向进行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十分显著的减排效果。
从目前来看，我们必须及时改变以工业化、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即改变以往过于依赖对能源和资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工业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带动的，工业能源消耗要占到全社会能源消耗的70％以上，工业也成为耗费能源和资源的最主要产业。这种过于依赖消耗能源和资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和人类来讲也是难以承受的。
有鉴于此，产业结构调整，在方向选择上应逐步转变或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这样，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不是像过去30年那样主要向第二产业进行转移，而是更多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就直接可以降低单位能耗。
其次是产业结构调整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发展重化工业问题。从减排的角度分析，由于重化工业要比轻工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高许多，发展轻工业显然应该优于发展重工业。但从提高GDP增长来看，结果似乎恰好相反，因为发展重工业更容易在短期内提高GDP的增长速度。
确实，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1995年，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到47.3：52.7。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以机械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及建筑业等为主体的重化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8年轻、重工业比重已分别变为28.9%和71.1%。尽管向重化工业的主导型产业结构转变，对工业内部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而言有其必然性，但1：3的轻、重工业结构恰恰与国内经济有意无意地忽视消费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在反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时，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实现由生产型向消费型、服务型的转变，这也符合节能减排目标。但是，这样做是要以“牺牲”重化工业发展为代价的，甚至短期内还会对经济增速带来“减速影响”，问题是我们能承受或接受这样的牺牲吗？这说明，与减排一样，产业结构调整可能甚至必然要 “牺牲”短期利益，但这是寻求长期稳定、健康增长的一种“代价”。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中国即将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后，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能否实现“减排承诺”影响深远，也再次凸显了当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