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来控制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我国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正面临着空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城镇化，是对既有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发展取向的扬弃，符合当前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指向。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极有可能意味着，城镇化将接替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核心战略。笔者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体制转型的顺利推进，城镇化的构想要从纸面走向现实，尚需全面优化财政体制的运行模式。而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先得缓解地方财政资金困境，进而使之成为助推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主角。

　　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能源利用率低、生态污染严重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代价是高昂的，并不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让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气候、环境问题，我国政府也以大国的姿态主动提出“将在2020年前碳减排40%至45%”。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因此必然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而工业化急需被取代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则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在为社会提供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却面临着消费无力承接的尴尬。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国内的储蓄率由-2%一跃达到7%，信用消费需求大减。原有“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分工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消费滞后一直是困扰经济有效增长的短板。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将大笔劳动收入源源不断地汇到农村老家，而并不在当地消费，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难以在国内得到消化。

　　中央此次强调城镇化发展，将有望适时解决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国内，城镇户口并不只是身份标签，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的享有权。一旦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大量进城打工农民的家庭将可以全面融入城市生活，当地教育、医疗、商贸、餐饮、金融等方面的需求随之激增，进而有效地消化前期工业化模式下的供给沉淀。届时，消费将会接过投资的“接力棒”，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很显然，中小城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增量投入，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目前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政吃紧。这在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过程中已暴露得非常明显：许多投资项目却因地方政府财力所限无法正常开工。由此，面对城镇化过程中激增的公共服务需求，许多中小城镇的财政实力都将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河南郑州曾在2003年全面放开户籍制度，不仅投资置业、买房、直系亲属投靠等条件可以入户，就连投亲靠友都可以入户，当地财政的压力骤然提高，而尤以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最为突出。2001年11月至2005年４月，在郑州市转户的38万多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学龄前儿童就达10万多人。一时间，当地中小学班级爆满，部分学校操场甚至站不下全体学生。而入城农民也发觉，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能够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最终，该地敞开的户籍大门悄然关闭。

　　导致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财税分权体制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从全国总体来看，地方政府享有财权30%，而其承担的各项事务则占70%。“钱少事多”的困境倒逼地方政府高度依赖预算外收入，“卖地生财”也因此而来。所以，在城镇化发展思路大规模付诸实施之前，当先行夯实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实力。以笔者之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改革税收分配结构，财政分配体制要设法平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其二则是完善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源，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前者在短期内实现体制性变革的概率不大，但是笔者认为，为切实推进城镇化步伐，扩大中央财政到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似乎应提上议事日程。此外，伴随着前期地方政府债融资模式的开闸，让人们看到了财政融资体制改革推进的曙光，这也有可能促使基层地方财政为推进城镇化提供金融市场支持。只是，地方债市场普遍遭冷遇，说明此类金融产品制度设计仍有待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推进。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