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大会终于在人们期待、怀疑、担忧、愤怒、踯躅……种种情绪的裹挟中开幕，而会议的成果却不为很多人所看好：有人将之归咎于美国的减排不力；有人将此迁罪于欧盟的言行不一；更有人已准备将中国和印度当作谈判一旦破裂后的“替罪羔羊”。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指责和抨击都未打中要害，真正事关大会成败的并非是某一国的抵牾或推搪，而是与这场全球博弈相伴而生的“囚徒困境”能否破解？

　　作为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指的是两个嫌犯（A和B）作案后被警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8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10年；如果都抵赖则因证据不足各判1年。最终，A和B都各自做出自认为最佳的选择——坦白，却得到一个并非最佳的答案——判刑8年。

　　从每个嫌犯个人角度出发，其选择都没有错，因为只有坦白才对自己最有利。假定A选择坦白，则B如坦白要判8年而抵赖却要判10年，故最好选择坦白；假定A选择抵赖，则B坦白可不被判刑而抵赖却要被判刑1年，故最好仍选择坦白。这意味着，不管A坦白或抵赖，B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反之亦然。但当A和B都是如此考虑时，结果却非最善。放眼全球，国与国之间在气候谈判中的博弈又何尝不是如此？

　　无论美国、欧盟，抑或中国、印度，从各自角度出发，其在气候谈判中同样有两种选择：减排抑或不减排。假定别国减排而本国不减排，则本国可以坐享其成；反之，则本国不仅会被别国“搭便车”，且可能因成本增加影响国力。因此，从表面上看，无论别国减排抑或不减排，本国的最佳选择就是不减排——这不仅符合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也符合亚当·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

　　但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有动机从其他国家的减排中获益，而自身不支付任何减排成本。当各国都如斯考虑，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减排，最后可能演变为气候灾难这样一个对所有国家都是最坏的结局。

　　事实上，无论当年美国国会否决《京都议定书》，抑或现在发达国家要求气候协议实施单轨制，大抵都脱不了“囚徒困境”中嫌犯A、B的思维模式。

　　既然如此，只要设法破解“囚徒困境”，或许就能让山重水复的气候谈判云开雾散？

　　回到博弈论。研究者早已发现：一次性的博弈最终会因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陷入囚徒困境；但如果是多次博弈，人们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就可能破解。而要想使合作成为多次博弈，博弈的一方（最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必须主动通过可信的承诺，向另一方表达合作诚意，另一方则应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最优策略。

　　由此，破解气候谈判“囚徒困境”的逻辑已昭然若揭：发达国家应先主动减排并表达诚意，而发展中国家则应遵循“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以让合作延续。

　　当然，还有一种破解的可能：即减排会给减排者自身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例如，在寻求减排的过程中掌握新产业革命的掘金密钥，继而打开一扇前所未有的“芝麻之门”。如此，则不减排未必就是个体的最佳选择，而减排也未必就会伤筋动骨。也只有到那时，气候问题才不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囚徒困境”也就真正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