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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锋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称作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近日，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的投资率高，所以显得消费率低，其实，中国的消费率并不低。还有分析认为，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并不高，所以中国经济并不是出口主导型的。有感于这种奇特的比较方式，笔者就当前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方式为什么要转型，谈几点看法。
1、消费实在低，投资实在高
我国消费一直存在两个反差：一是与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年至今已下降13.7个百分点；二是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35.3%，跌至历史最低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明显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2、消费率过低导致我们不得不长期依靠外需
消费率的持续走低，迫使我国大量过剩产能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以此来保证增长，促进就业，从而导致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38.47%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66.82%。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长期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必将带来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型企业大量裁减农民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跟不上，老百姓花钱有顾虑
消费不足的问题既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相关。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例逐年上升，而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较低，削弱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
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由1996年的最高点53.4%下降到2007年39.74%，十年内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盈余份额增长了31.29%。和国际相比较，美国劳动报酬占净收入比重达到75%左右，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占GDP比重在55%以上。
虽然最近几年为落实民生政策采取了各种再分配的重大措施，但仍未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收入流动性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规模庞大的城乡低收入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甚至带有“逆向调节”特征。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构会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效应，难于形成有效的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型消费支出比例。公共需求的变化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的问题迅速凸显。
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我国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教育方面，2008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0%，而发达国家在4%-6%之间，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在3%以上。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2.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德国和法国，政府用于失业救济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高达24%，美国和英国约为12%，日本为18%。在医疗卫生方面，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为4.52%，而发达国家在6%-9%之间。
消费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直接相关。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为未来可能的教育、医疗、养老支出提前准备，降低了即期消费水平。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构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是“十一五”时期改革的一个亮点。但总的来看，尽管“十一五”时期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居民的目标尚未达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不健全，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破题。
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体制性因素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仍在拉大。由于基层财政的困难，现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状态。在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缩小城乡差距，还面临着十分突出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4、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的体制矛盾，为向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方式转型奠定制度基础
国际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循环机制掩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征的结构性失衡，也掩盖了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投资－低消费、弱内需－强外需等结构性失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外部环境下，减少产能投资、降低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转变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中长期改革发展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任务。
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避免低成本投资扩张，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突破；扩大国内消费，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内，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相关改革的配套，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如果没有社会体制改革的跟进，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就无法惠及多数人，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就社会体制改革而言，大家都期望分配正义，希望政府能够在再分配上做得更好，但同时也发现，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相当多不合理的因素，单靠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难以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相关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制度结构整体演进的动态过程，单项的体制改革推进的时机条件、以及对整个制度结构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
新阶段应更加重视通过新型城市化释放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城市化是我国中长期扩大内需的主要出路。传统的城市化模式有诸多体制性弊病，如城乡分割等。新阶段的改革应当采取多项制度创新，为新型城市化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