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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编辑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复了九个区域发展规划，还出台了十一个产业振兴计划。由此带来资源配置及要素价格的变化，将会影响整个经济大局，并对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构成挑战。

　　观察今年中国经济走向，有些东西也许被人们轻视了。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复了九个区域发展规划，同时还出台了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十一个产业振兴计划。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出如此多的规划和计划，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明年的政策调整空间也很有限。但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大变局的关口。

　　首先，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新的发展方式正在跃跃欲试。有别于前30年东部地区以点状或线状开发为特色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即将开始的新30年，将会以一种新的、动态均衡的网格状方式走出一条各地争雄、百花齐放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将从地域空间入手，从根本上解放各地的生产要素，缓解各种结构性矛盾，缓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收入差距。

　　从已公布的规划看，中国经济现已形成东、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四大板块。同时，根据不同禀赋特点，又划分出若干个经济圈、经济带，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更进一步，还细分出若干个经济区。也就是说，从1980年设立深圳特区开始到今天，经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摸索，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网格化均衡发展的条件，现在又通过各地的发展规划，将这种诉求表达了出来，紧接着要做的，就是全面实施这些规划。

　　其次，各地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正在得到市场化重估，过去主要靠行政手段将生产要素向东部过度配置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在新的格局下，将会更多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以往那种主要靠优惠政策来谋取竞争优势的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也许还会有用，但新的形势是，各地只有发挥本地的禀赋优势或区位优势，才能获取更多话语权、议价权，把经济增长的根系深植在自己的乡土上。

　　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水、油气和矿产等，有丰富的社会人文资源，还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甚至包括人口优势和市场优势等，由此对东部地区就有了议价的条件。对于资源的经济属性，需要用经济的方式来处理。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就需要照顾输出地的利益。同样道理，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关联区域的经济价值也考虑进去，那么城乡一体化改革就活了。

　　再次，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明显变化，劳动力的地域流向会有新的态势，劳动力价格的地域差异也将会逐渐缩小。过去那种大量农民工往东走的景象会逐渐消失。而由于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日益高昂，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慢通道，大都市的吸引力将逐渐转弱。甚至反过来，由于中西部比较优势明显，出于资本逐利性的考虑，有可能出现东部资金、技术和人流往内地走的景象。

　　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比如，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呈“西高东低”走向。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东部增长7.5%，中部增长8.7%，西部增长13.8%。另外，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增长28.1%，中部增长38.3%，西部增长38.9%。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台资企业正在往东北、往内陆地区布局。在东部有些地区经济还没完全转暖的时候，就出现了“民工荒”问题。这些都是变局的征兆。

　　此外，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重新洗牌之后，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资本流、信息流等，都会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大开大合”的重组配置。由于东部地区受到内外两头挤压，其产业形态必然要往高端寻找出路，这将对不同偏好的资金、技术、资本、人才流向构成影响，也将非常有利于多样化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的议价、定价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摆在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面前，甚至各类市场本身的建设也将面临一次大洗牌。由于这场大变局将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利益大挪移、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整合，因此，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将是新的机会。

　　当然，从各地的规划看，有相当一部分只考虑了经济因素，缺少对自然承载力与人文价值的评估，同时在总体上也缺乏一个系统标准。这是有隐患的，不能不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