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较快增长，很重要一点与一线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有关。但随着大量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不断向特大型城市聚集，一方面是城乡间、区域间、社会阶层间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一些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也越来越明显。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走到今天，已经来到了需要调整方向的关口。尽管在下一轮发展中，城镇化仍将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如果不对未来的城镇化之路在内容上和空间上有所调整，在理念上有所更新，那么，难免会造成决策失误、投资失效，造成新的环境与社会问题。

　　先来看一组数据，197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为18.96%，到1996年首次超过30%，达30.48%，而2007年城镇人口占比为44.94%。再按地区细分，2007年城镇人口占百分比上海88.70、北京84.50、天津76.31、广东63.14；另外，贵州28.24、西藏28.30；而占百分比在30-40的有甘肃、云南、河南、四川、广西、安徽、江西、新疆等。

　　讲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根据国际上流行的以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当城镇人口低于30%时为初期阶段，在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据此判断，中国在1996年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到2007年已升至第二阶段的加速期。与此同时，上海、北京等地已进入城市化后期，而另10个省区则在第二阶段附近徘徊。

　　依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发展与经济转型关系密切。在初期阶段，往往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化步伐才刚刚开始；在中期阶段，工业化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增加；在后期阶段，“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产业面临结构性变革，城市化步伐放慢，并进入下降通道。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整体城市化率已达到44.94%，已进入加速发展期。但进一步细分，则可以发现，一方面，像上海、北京这一类城市，其自然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都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征兆。比如，上海和北京都有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而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大幅上升，不仅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还诱发了职场白领的心理问题。据悉，中国目前有1.73亿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就和“城市病”有关。

　　另一方面，一些刚刚崛起的省区，一些正在城市化的城镇，则需要有更多投入。比如，仅从污水处理这一项指标看，据有关人士最近一次讲话，目前中国有141个中小城市还没有投入污水处理运行，750个县城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17000多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基本还是空白。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还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要做。而这一切，都需要人们把眼光从已开发城市，转向更有上升空间的开发中城市。

　　鉴于各地区差异巨大，发展极不平衡，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前，尤其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发现，有关方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警觉，并对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在空间布局与重点把握上有了全新思考。尤其是把农村户口的转移与中小城镇建设联结在一起，这既是对人口的有序流动和有效布局的全新尝试，又是为中小城市建设提供充沛人力和大量消费者的全新探索，同时也为特大型城市持续增长的外来人口压力找到了解套办法，是一项很有谋略的高招。

　　根据这样的空间布局和思路来考虑未来的投资策略，投资界要把重点放在哪里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只是在这里，有两个概念恐怕是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的，这就是“城市化”与“城镇化”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虽有一字之差，但重点何在，则完全是两回事，有待进一步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