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着惊奇的记忆力，也有着惊奇的失忆力。前者，可以使人类有着一以贯之的持续性，承继并强化着核心传统力量。后者，在使人类忘掉失败和挫折的同时，给予人类一代比一代强的创新冲动和能力，当然，也使人类的进步充满了波折和起伏。

　　对重大自然灾难事故，人类恐怕是这个星球上记性最差的一类物种。自然环境有了重大改变，人类之外的生物群种的生活习性肯定会随之而变，但人类会一如既往地开垦、占有和改造，这固然使人类的适应能力不断提升，却也使环境和气候问题越发突出。

　　其实，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按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的观点，地理环境绝对是影响人类发展途径和国富国穷的重要因素。尽管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某些进步仍值得警觉和关注。对不同国家和人群而言，大自然的不平等难以消除。从产值和人均收入看，富国位于温带，尤其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大多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当然，地理环境绝对不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组织方式、制度建构、文化习俗、宗教特征等，都是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层因素。历史事实是，人类在过去500年的跳跃式快速发展，是从位于北半球温带的欧洲、美国和日本开始和延续的。作为标志性事件的工业革命，始于西欧。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更不意味着只有温带地区的富国承担了代价。

　　富国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过去150年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财富积累空前的丰足。富国的低收入人群，其生活水平都可能不比穷国的富有阶层差。但清晰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富国的增长和优厚的生活水平，是以广大穷国的资源和市场被瓜分掠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由全人类共同承担为代价的。只是，当富国将污染较严重的制造业环节转移到落后国家和地区后，最近的两代富国人群，已惊人地忘记了他们的上辈留下的破坏和污染环境的恶劣记录。

　　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与最贫穷的非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相差400倍，而250年之前这一差距是有5倍。待到一时落后的那些温带、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开始加速增长和发展时，富国的优越感势必要渐渐淡去。取得一种优越位势不容易，因而更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现在充盈富国视野的，似乎只是后起国家的环境破坏和污染，而看不到他们的丰裕生活，仍是以最大的碳排放量为保证的。由此，付诸富国对外策略和言行的，就是强行要求后起者更多的减排义务，而淡化自己的责任。

　　这正是我们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所看到的情形。不管峰会有没有达到各方的预期效果，仅就各国和地区齐聚一地，商讨环境与气候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这一进步，却不能以牺牲后起穷国的增长和发展为代价。

　　地球不属于人类，更不属于一时富有的人群。但人类属于地球，而生存权和发展权，属于全人类。发展的成果只被少数人享用，代价由全人类承担的情形，绝不可能持久。

　　从经济学上看，资产负债表是针对时点而言的，但表内的负债与资产却是动态累积的，而且，资产必对应着等额的负债，不存在没有负债的总资产。对应富国过去将近200年资产积累的一项负债，就是其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凡是负债，都是要偿还的。不应该失忆的是，财富不仅仅意味着消费，也意味着污染；增长不仅仅意味着生产，也意味着破坏。如果富国在环境和气候整治事业上，不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应有的资本与技术返还，就是一种严重的赖债行为。如果后起国家得不到应有的资本与技术支持，富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也会受到威胁。富国的健康和安全，不仅仅是由其本身的财富所决定，更有赖于穷国的财富增长。

　　天底下不存在只让别人承担代价而自己独享成果的事。如果富国将环境与气候问题，仅仅当成一种外交策略，当成阻碍后起国家增长和发展的工具，当成确保自身先进、富足和优越感的措施，那将会极大恶化全球环境与气候问题。问题解决的途径，只能是富国和穷国一起努力。富国将自己未偿负债，通过减少本身的碳排放、给予穷国应有的资本与技术回馈来加以偿还；穷国则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富国的支持，寻求更加清洁有效的工业化发展路径，缩小同先进者的差距。

　　对此，早前南非土著居民针对欧洲白人说过的一句话，很具启发性：“原来我们手里有黄金，你们手里有《圣经》；现在，《圣经》在我们手里，而黄金却在你们手里。”有关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协调，必须结合历史和现状，结合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类共享，才可能取得一定效果。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不管是现在的富国还是穷国，各自手里既要有黄金，也要有《圣经》。

　　应有的记忆，不能成为失忆；而失忆，更不该成为抹不去的记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