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衰退之中，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都将出现重新调整。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保增长”和“调结构”，一个不能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今后要重点实施和深化以下四大改革。
加速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
首先是加速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缓解现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的瓶颈约束，提高人口承载能力。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与城镇化水平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所谓的“城市公用事业”是指那些为公众提供普遍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供水、供气、供热、绿化、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具有公益性、外部性、地域垄断性、网络垄断性四大基本特征。
公用事业改革是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热点，被称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全面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并以此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机制的转换，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促进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相对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我国城镇化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说明积极实施城镇化尤其是多层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外延式发展的空间不大，未来吸纳新增城市人口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其中有两个重点：
一是适应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做强做大县级城市，并优先将农村人口转移压力巨大的农业大县纳入政府鼓励发展范围，增加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加快县域城镇化发展步伐，推进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升级，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和活力。二是通过“撤村并镇，集中居住”，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民就地转移。
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壮大的生力军是来自农村人口转移，因而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重点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重点是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社会环境
首先是当前我国已处于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极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发展型消费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由于社会公共保障体系职能缺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大本该由政府来提供绝大部分保障的服务领域，现在却成为严重抑制居民即期消费的“四大取款机”。 正因为如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是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释放农村需求潜力，是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手段。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在外需可能长期难以复苏的情况下，只有农村需求才能够对外需的萎缩进行有效对冲。与城镇相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最大的是社会保障。在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种隐性补贴中，比重最大的是社会保障补贴，占隐性补贴总量的45%。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明显偏少。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行为的影响各异，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要更大。建立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不仅能够缩小城乡差距，而且能够更好地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和刺激居民总体消费需求。
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更多地应体现为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补课”。从刺激消费和保持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应当逐步把扩大内需的投资重点转到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上来。根据有关专家测算，未来12年只要每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增加1～1.4%，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到2020年就可以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将免费义务教育由9年扩展到12年，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届时，居民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10多个百分点。
加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让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居民消费率提高提供制度保障。
经济要转型，社会先转型。长期以来，我国初次分配体制不合理，过度倾斜于政府和企业，而对个人收入及民生问题重视不够。数据表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7%升至20.4%，年均提高0.87个百分点。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55%，分别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出2.18和5.24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体制直接导致了固定投资与居民消费严重失衡。
扭转投资与消费失衡，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前提在于调整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
从目前情况看，政府推出中国特色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分有必要，这不仅是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相对当年的日本而言，今天的中国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形势更为有利。日本在开始实施《计划》的1960年，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二流半”国家，人均GDP刚过400美元（2008年价，下同），到1970年结束时也才刚过2700美元。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经济总规模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则为世界第一，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要远远好过当年的日本。
其次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国民收入体制的主要改革措施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避免行业收入和个人薪酬差距过大； 二是调节公务员工资，考虑经济快速发展和强势政府对公务员财富心理的影响，应当实施“高薪养廉”和“阳光工资”，制订政府官员财产公开披露制度，严堵灰色收入漏洞，维护社会公平；三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四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切换投资增长引擎
首先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单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难以持续。
今年以来，在三大需求中，外贸出口始终是负增长，居民消费增长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加快，但依然处于历史正常区间之中，唯有政府主导下的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加大投资来促使经济增长见底回升，是最有效的短期救急方法，但却不可持久。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带来巨大财政压力；二是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反而不利于经济的真正复苏。
其次是放松行业管制，扩展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启动民间投资来逐步接替政府投资。从统计数据看，今年以来民间投资虽然也出现了较快复苏，但以完成在建项目和政府投资配套项目为主，民间资本自主性投资总体上呈现低迷状态。
初步分析，影响民间投资的体制性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垄断行业存在明显的所有制歧视。目前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比重不足二成，其中铁路行业民间资本的比例仅为0.6%。在市场进入条件上，依然都对国内民营资本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在许多省份和地区也较为明显。
二是有些产业领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民营资本投资经营，但是存在着事实上的“玻璃门”。民营资本在进入时将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事前审批，在项目审批、土地征用、信贷资金、上市审批等一系列环节上，所付出的成本要大得多。
如果民营经济始终不能启动，经济就不可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