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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作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手段，各国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和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同样货币政策下产生的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使其并没有直接受到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对外需严重依赖的实体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在外需崩溃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驱动下，我国货币供应量M1的同比增速由08年的9.06%增加到09年的34.63%（09年到11月份），总量由08年的16.6万亿元增加到09年的21.万亿元；M2两年的同比增速为17.82%和29.74%，总量分别47.万亿元和59.万亿元。新增贷款08年和09年分别为4.91万亿元和9.2万亿元（前11月）。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货币的供应量与交易需求量基本匹配时，表现为价格的稳定，而当货币供应量远远超过交易的需求量时则会引起交易品价格的上涨。大规模的货币投放造成了严重的通胀预期，在国内则首先表现在资产价格的上涨上，房价和股市同步大幅上涨，这是货币投放产生的效应。
我在去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货币循环的文章，国内货币的循环大致可以分为虚拟经济的循环即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的循环。实体经济按照GDP构成又可以分为进出口循环、投资循环和消费循环。经济危机爆发后出口及出口相关投资吸纳的货币量在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显著增加使得其他几个领域分配的货币量在显著增多，如果供给得不到有效的增加，其结果必然是通过价格上涨的方式来增加交易中对货币的需求量。
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管理层难以大规模收缩货币。天量的廉价货币需要在房产、股票和物价(主要是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之间寻找保值增值的载体。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招致政府的抑制性政策出台；股市则开始大批量的新股发行并辅以大小非的巨量解禁使得指数暂时停止了上涨的步伐；但是当股市和房市的交易量显著萎缩后，流通环节的价格上涨开始了（主要是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同样存在供给瓶颈，但只是不很利于保存和流通，一些小品种比如辣椒和大蒜开始疯涨，白糖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而且有由小及大的趋势。
根据匹配原则，我们觉得要么以价格上涨的方式来消化巨量的货币，要么以交易量或者参与交易的群体大幅增加的方式解决，实际上可能兼而有之。为了转型，在已经过剩的产业进行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家鼓励新兴产业的投资，股票市场单向的做多机制和有限的交易品种在资金大量涌入时会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以及融资融券得以迅速推出的大背景之一。创业板与新兴产业的投资相匹配。而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在丰富投资品种完善交易体系的同时增加了资本市场对资金的吸引力和吸纳量，可谓一举多得。
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需要在房价、股价、物价之间进行权衡，任何管理层都不会希望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因为资产价格是居民消费的依托和信心所在，也不希望其过快地上涨，因为会造成泡沫并崩溃；物价也是一样，农产品价格关系到民生，同时又是目前最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与资产价格一样农产品价格的下跌（除非成本能显著降低或者效率能显著提升）和过快的上涨也是管理层不希望看到的。管理层在保持宽裕的流动性的同时，也希望上述三种价格能够平稳运行，然而市场并不总是有序的，管理层需要运用手中的各种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或许是我们判断近一段时期内管理层政策取向的依据。
作者系江海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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