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7日评论

　　人民币还不到重估时候

　　中国总理温家宝是在重申中国将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来使人民币升值中开始新的一年的。值得称赞的是，他在集中货币政策获得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方面一直很成功，而且现在依旧如此。当然，也不排除适当时机的人民币升值。然而，现在还不是那个适当时机。

　　中国的外部不平衡在2009年急剧缩小了，北京一家经济研究公司的研究称，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占GDP的份额在去年下半年下降到5%。然而，批评家称这只是由于外部世界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少所导致的短期偏离。他们认为，当全球经济复苏了，中国的贸易盈余将会再次扩大，除非在汇率方面采取行动。

　　然而，汇率并非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实现可持续的再平衡的相关因素。出口相对于进口出现盈余，仅仅是国内储蓄多于国内投资的外部反映。没有花费在进口上的出口收益被用于获得国外资产，而这代表了中国投资国外的储蓄。

　　最近贸易不平衡的缓解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批评家在这一点上也许是正确的，然而这与汇率毫无关系。相反，由于投资不断扩大，而不是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一点才真正让人担心。

　　在中国，汇率本身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这在那些以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固定资产账户控制为特征的发展中经济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货币升值抑制增长，减缓通货膨胀；相反，货币贬值刺激增长，推动价格上涨。当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以及通货膨胀变成威胁时，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就到了。

　　主张人民币升值以减少贸易不平衡的批评家肯定会失望了。然而，如果他们支持花在消费上的财政支出，他们得到的将不仅是他们最终寻求的中国贸易盈余的减少，而且还有人民币相应的升值。

　　（作者系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经济学教授柯拉·威莫尔 张金翠 编译）

　　澳大利亚《时代报》1月2日专栏文章

　　世界厚望“金砖四国”

　　世界经济在受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影响后，正以两种非常明显的路径恢复。因为失业、生产力过剩、疲软的需求以及公共、私人部门的债务，制造了债务危机、资产泡沫和破产的发达西方世界对此的压力都在继续加重。 同时，过去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将呈现较快增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和俄国“金砖四国”，他们被认为是新兴的工业力量。

　　预测调查组认为，中国经济今年增长将略高于9个百分点，比全球一致认可的9.6个百分点稍低。尽管调查没有包含对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特别关注，但仍可断定他们的增长速度将超越发达国家，增长率将分别达到7.6%、4.6%和3.5%，这使得“金砖四国”的平均增长率高于2009年不到5%的增长率。

　　但是“金砖四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表明，“金砖四国”的经济联合占到全球经济产量的22.6%，而处于挣扎状态的发达经济占了52.4%：欧洲和英国（25.4%）、美国（20.7%）、日本（6.3%）。换言之，西方世界对全球经济的完全恢复仍是至关重要的。只不过，现在西方经济面临着两难的问题：巨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是终结了衰退还是仅仅创造了一个暂时平稳的假象？对其做出判断是很困难的。

　　（作者系《时代报》专栏作家马尔柯姆·梅登 贺艳燕 编译）

　　《日本经济新闻》1月7日评论

　　日本何时挣脱债务危机

　　最近金融界经常能看到一个词：政府债务风险（sovereign risk），甚至有人说，2010年将成为政府债务风险年。所谓的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国债等公共机关债务所面临的价格暴跌。雷曼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政府支出庞大的财政资金以缩小金融危机的危害，这导致各国财政形势迅速严峻起来。从去年年末开始就有一些报道称，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有财政崩盘的危险，这让人不禁开始担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日本和美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政府债务危机。

　　凯恩斯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造成了各国财政日益严峻，日本也不例外。由于日本的股价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回升速度极其缓慢，从而造成欧美投资家逐渐失去了对于日本股票市场的原有兴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日本迫切需要健全财政，尽早制定出长期的财政健全规划，然而鸠山新政权起步已近半年，应对财政问题的举动却过于放松。虽然采取了一些例如事业分类等的改革措施，但是仅靠这些微观层面上的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日本面临的财政问题，除了类似于公共机关浪费过多等微观问题外，还存在包括与高龄化不相适应的岁入岁出结构在内的许多宏观问题。而从此次事业分类政策实施的结果来看，通过在微观层面上重新研究岁出而产生出的财源微乎其微。因此，要规避可能发生的政府债务风险，日本除了必须实施重新研究包括岁出分配等在内的微观改革外，还要在宏观的岁出岁入规模等问题上尽速采取切实的应对措施，如若不然，日本财政在不远的将来还是无法摆脱走向崩溃的宿命。

　　（作者系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 梁宝卫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