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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勇
宏观调控迈出了勇敢而果断的一步！率先进入后危机时代后，中国特别需要营造一个稳定而非过度放松的货币金融环境，这有助于实现宏观调控的各项目标。因此，中国比很多国家具有更高的政策调整迫切性。
大洋彼岸，美联储正为其诱发金融危机的宽松政策辩解，而在13日公布的黄皮书中，也暗示将继续推行零利率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则已释放出多重退出数量宽松的信号，包括明显加大在公开市场上回收流动性的力度，分别提高了一年期和三个月央票发行利率，当然最明显的是，从下周一开始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
诸多反馈显示，货币政策出人意料地“提前”启动紧缩新政，也出人意料地收获了赞誉和掌声。笔者在两个月前曾分析过，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先于美国退出，并且退出将从数量型工具开始。回过头来看，那时给出的理由已变得清晰无误。当前的经济复苏，已不再依赖超宽松货币供应作为支撑，与货币供应关联最为密切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领域均出现过热苗头，我们也已看到消费正在稳健增长，出口也重新活跃。与此同时，超宽松货币政策越来越伴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这些迹象包括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的增加；新年伊始货币信贷增速强劲的扩张冲动；部分行业出现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从去年11月转正的物价有可能以较快速度上升；热钱活动重新活跃等等。而更不能不高度警惕的是，近邻越南和印度的通胀形势在迅速恶化，这种恶化是食品供应紧张、通胀预期和宽松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一次准备金率上调对资金面的实质性紧缩效果并不明显，当前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此举却清晰表明中国决策层不会置通胀压力、资产价格泡沫和房贷冲动于不顾，坐等发达国家政策率先退出。这对当前的宏观调控是绝对重要的。此外，政策面的调整，通常会有更大的效果，尤其是调整是意外出现的时候。这也是国内外市场这次反应激烈的部分原因。
宏观经济形势的大背景，决定了这次上调准备金率仅是退出的开始。从各方面信息看，这些或零星或系统的调控都是调控当局取得共识后的表现和结果。这意味着，总体而言，政策面只会越来越趋紧，这次政策调整将是小步渐进的，但具有不可逆性。有观点认为，这次货币政策调整与整个宏观政策基点有出入，这可能是个误解。当前政策面在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性过热方面几乎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而在管理通胀预期上正有系统性政策出台，股市扩容的力度也相当大。有理由相信，后续政策还会陆续出台。总体而言，再想要等待政策放松消息的愿望，很可能要落空了。
无疑，政策面还有继续巩固经济增长势头的任务，但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风险的天平已向通货膨胀、泡沫和过热的一端倾斜。当然可以说，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代表货币政策的转向，因为总体而言，货币金融环境还是偏宽松的，但这的确意味着货币政策正在向中性过度。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全面回归正常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跟进。这个过程还谈不上阵痛。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有退出政策的出台，大致等价于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复苏或过热迹象。如果把刺激政策等同于药量的话，刺激政策的减少，就类似于病人病状缓解后用药剂量的缩减。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逐步走向中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则会保持扩张态势。这样的政策组合，有助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化和通胀形势过快恶化。2010年的投资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上甚至有增无减，中央出台的区域经济平衡方案也将带动更多地区的资源参与到经济增长机制中，这些区域振兴计划的覆盖面之大是空前的。为了避免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形势恶化，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情况下，系统性微调货币政策是必需的。
此外，除区域平衡政策外，收入分配政策也将有所动作，但这个力度还不会很大。具有财产税性质的物业税征收还有待时日，而政府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还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相比之下，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放开更值得期待，因为这将释放出较为可观的有效需求。在未来一二十年中，户籍放开面将扩大至绝大多数城市，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与城市化率同步上升。
现在还能看到的一个政策趋势是，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重心，将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过渡。但当前的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为生产部门服务的，这一点与经济方式的转变是不符合的。当消费者无力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时，再生产循环就会面临困境。一年多来外需的疲软，凸显了国内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这个转变也将蕴含着不小的想象空间。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宏观政策将更多具有“稳货币，松财政”的特征。这个政策搭配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将为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平衡地区发展和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等结构调整预留广阔的空间。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