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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2010年将成为世界各国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求世界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新方向，顺利完成共同退市的最优战略，从而真正走出这场危机最后一阶段的关键一年。但是，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却依然没找到合适的应对办法。这主要反映在三大方面：在目前没有出现可以与美国市场抗衡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前提下，世界该如何来监管美国在管理财富上恶意利用 “垄断”力量？在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大环境下，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强烈干预来缩小失衡的程度，还是顺应市场的自然分工格局继续发挥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寻求世界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去“约束”各国“看似独立的”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负外部性，不仅会使其他国家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威胁，甚至可能导致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各国都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所开出的药方却相差甚远。欧洲阵营的发达国家，基本认同在金融全球化环境中，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携手运行的国际监管体系。比如，应建立全球金融业务风险评估基础上的审慎性监管，限制过度的杠杆和卖空交易，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改革（包括对抵押资产的评估方式），金融机构的薪酬约束机制，消费者保护措施，甚至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透明化要求也都应纳入到统一监管的体系中。
新兴市场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则更担心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自身财富所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当美国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泛滥，美元财富由此缩水日趋严重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就会捅出新乱子。迪拜主权基金危机已足够说明问题了。同时，商品出口国家也意识到美国本土形成的越来越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对未来自身贸易立国战略的严峻挑战。他们对上述第一和第三个问题高度关注，而又十分无奈，于是，他们转而团结一起，寻求多种多样的分散风险和互助发展的合作方式。
而美国与其盟友的姿态是，一面为维护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白宫不得不顺应欧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牺牲自己创新能力和创新优势的基础上，推进落后的监管模式的改革。另一面则把减少自身赤字与贸易伙伴国的责任“联系”起来，把资金过剩的客观局面作为这场危机的根源而归罪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不到位所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上。于是，在新的一年中，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可能会不断升温。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贸易反倾销的升温，我们完全可以“以牙还牙，当仁不让”。但我们的立场若过于和美国针锋相对较量，可能见效缓慢，甚至适得其反。在中央政府努力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内需市场培育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现阶段，外汇财富的保值和安全运作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之一。可以这样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不是坏事，它是世界经济合理分工，资源向最优配置方向努力的必然结果，而财富给予没有参与全球化财富创造的人分享，一定会出现债务偿还的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和欧洲发出共同的强化国际监管的声音，可能最易形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合力”，能在现阶段获取最明显的“双赢”结果，也最能体现中国政府“自由贸易”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
但是，目前推进欧洲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还存在很多技术性的障碍，我们对此不能不作深入的了解，以尽力避免这种监管模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要想站稳脚跟，都得有做大规模的战略。对此，若没有一个覆盖全方位的、综合性跨区域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不可能发现风险、抑制风险、尤其是规避像这场金融大海啸那样规模的系统性风险的。为此，我们要积极加入最近推进的信息共享、危机处理优先的国际监管业务合作协议，推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国际监管指导委员会等国际监管体系的建设。
其二，推行的全球统一监管模式，目前美国和欧洲的立场非常对立。美国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御监管，认为过度看重监管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创新能力和获利优势。所以，在我们推进监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度性，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统一的标准，至少针对发达国家，而对自身也得构筑起抵御阻隔以套利目的进场的热钱的防火墙，并在发达国家面前阐述发展中国家正当防卫的立场。
其三，很多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有用信息无法传递到公共的平台上，等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防不胜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机行为，如果不能全方位地把握它的行踪，就很可能会错失良机，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国际平台，以求充分了解并参与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
其四，随着对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渐渐发现，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而且就连美国政府为了挽救IT泡沫经济崩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在利用其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优势怂恿泡沫经济的恶性发展，演出了事后让全球分担美国利益损失的道德风险的闹剧。所以，中国为了捍卫自身美元资产的财富价值，理该主动参与欧洲倡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
当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面临着人才、官僚作风、协同效应比想象的要小、监管不当、监管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这种国际统一的监管模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现在实在很难下结论。但我认为，至少对拥有当今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增强外部对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度是无可厚非的。而且，避免被指责“干预” 美国金融业务，借助欧洲推进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是比较理想的监控方式。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国际合作方法，那么，在危机状态下迈出国际合作的坚实步伐，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