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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中国当前正处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新历史时期，而进口贸易战略地位的提升，意义尤其深远。看海关统计表，那些曲折向上的线条勾勒出中国外贸的触底反弹，从2009年３月开始，经季节调整后，我国外贸总值已连续９个月环比增长，2009年11月更是迎来了年内的首次同比正增长，而这其中出口1136.5 亿美元，同比下降1.2%；进口945.6 亿美元，同比增长26.7%。可见，进口贸易的强劲复苏，对外贸整体企稳回升产生了极强的拉动作用。
该如何看待进口贸易先于出口贸易出现的这个“拐点”？笔者以为，可能还需从贸易战略转型和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更深层面上去理解。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然而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其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金融危机更让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出口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中国外贸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关键时点。任何的发展战略都是有阶段性的，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达到更高层次的表征。
长期以来，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们几乎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上，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莫不如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作为拉动总需求增长重要因素之一的贸易差额的增加，对短期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出口是注入,与短期产出正相关;进口是漏出, 是国民收入的漏出项，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与短期产出负相关，受此重商主义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我国外贸领域中的“重出口轻进口”倾向一直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明显少于出口,除1993年为贸易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有相当规模的顺差。特别是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显著低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于是急剧增多。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扩大确实会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考察，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所以，关注贸易顺差下中国的贸易利得，比关注贸易顺差本身更重要，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考察中国贸易顺差对于增进国民福利的意义，警惕增长失衡，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在现实中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以为，现在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致力于贸易平衡。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通过资本品的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在不断的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动态效益,促进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自主技术创新,通过进口替代，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带动产业升级,获取结构效率。其实，我国目前在资本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升规模经济、强化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扩大进口实现。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和人们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出口，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出口政策促进和调控体系，而进口调控政策则相对滞后，并偏重于生产型进口导向政策，最终消费品进口少，进口促进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较为薄弱，尚不能完全适应积极扩大进口的需要。
因此，眼下我们正在加速推进外贸战略结构转型，重点是将扩大进口贸易视为平衡经济增长的切入点，从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策略入手，在资源开发储备体制方面，争取建立起国内外统筹的开放经济新战略。由此观之，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尤其需要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而有效促进内需型的经济增长。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