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报》1月22日专栏文章

　　中国并非下一个日本

　　等几周以后日本公布2009年GDP时，中国或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大多数人现在都隐约地感觉到某种重大事件发生了——改变全球均势的权力转移开始了。这一切给人的感觉还不是太戏剧性，这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的，然而其意义重大。

　　举一个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的最新例证。几年前，我们依靠美联储传递全球利率趋势的信号：如果美国改变政策，我们将紧随其后。然而，上周信贷将收紧的信号不是来自美国，而是中国。中国央行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此启动了全球各地将提高利率的进程。我们已开始习惯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商品和能源价格是由中国的需求来定价的，然而我们的政策也将受到影响这一观点仍是很难接受的。

　　然而，我想在此指出很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有许多理由预计前进的道路会崎岖坎坷。例如现在中国的政策不得不收紧，并非担心衰退而是过热。2009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速达到10.7%。12月工业生产量同比增长18.5%，然而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如何使中国经济走向更为可持续的增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来自金融界的众多评论是积极的，我的直觉是相信他们。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另外一个更为长期的议题：中国会是下一个日本吗？现在的中国经济和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诸多共同点，但是差别似乎更大一些。其一是规模，尤其是人口规模。中国可以通过促进内需而继续增长，这是当时的日本做不到的。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很不同的。相对而言，现在的中国只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而非90年代的日本。其三，中国还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因此，中国的经济前景在接下来十年仍是快速增长期，此后才转入更为缓和的阶段。在快速增长期，中国将继续在多个方面影响我们，首要的是中国对资源的庞大需求。这对我们来说将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

　　（作者系英国《独立报》专栏作家哈米什·麦柯雷 张金翠 编译）

　　《金融时报》1月21日专栏文章

　　西方不应为人民币瞎操心

　　中国正被要求重估其货币。西方国家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是没有必要的。全球经济需要中国的是其经济增长以及往来账户盈余下降。一些人将这一情形看作是非赢即输的绝对较量。这种看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对拉动全球需求有巨大贡献，其高增长率、反弹的贸易，进口增速超过出口等，都表明抗危机政策正在起作用。但是必须给予相应控制以免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对汇率的单一关注，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汇率是过剩的关键原因，同时也是解决往来账户盈余的主要政策工具。但是现实要复杂得多。中国的高储蓄与经济结构关系甚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所有权直接控制巨额收入。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远低于国际标准，而家庭存储占可支配收入的30%，这又高于一般标准。没有结构性的改变，即使货币浮动、可转化，最可能的结果仍是高储蓄、贸易盈余、私人存储外流国外投资以及低增长。

　　中国传统出口行业正面临下滑局面。相对优势正在向高附加值部门转移。国内需求和新出口部门是驱动增长、引导经济结构变化的必要因素。在这个维度上，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全球利益是融合的。没有人认为未来20年中国收入的增加会建筑在出口导向、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在这一增长阶段，固定汇率和补贴都不可取。作为早期增长阶段吸纳就业人员的大户——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未来将不再是主要的工作源泉。作为替代出现的是国内经济，中产阶层和他们消费的服务业。

　　所以中国的增长需要结构改革，这一改革涉及开发国内市场、消除往来账户盈余以及升值。然而，汇率仅仅是扣动深层改革的扳机，对于汇率的狭隘关注，表现出对转折复杂性的不完全理解。

　　（作者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迈克尔·斯宾塞 贺艳燕 编译）

　　《日本经济新闻》1月22日社论

　　日本如何面对崛起的中国

　　2009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为8.7%，今年其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压倒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东亚，中日两国作为经济大国并存，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因此，中国比起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应担起经济大国的责任。

　　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最大原因是政府采取的强制性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人民币（约53万亿日元）的内需振兴政策、再次稳定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等举措，在激活了中国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同时，也抑制了出口的下滑。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复苏使得因金融危机而骤跌的国际商品行情实现逆转，让资源国受惠，也对解决以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出口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经济是自战后首次陷入负增长的世界经济最有力的支撑，而且对于2009年GDP位居世界第三的中国来说，距离世界第一并不遥远。

　　如何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是日本的战略性课题。

　　（梁宝卫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