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元和美国货币政策格外的特权影响美国以外的世界，以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常常触发世界性资本流动逆转，对东道国影响深重，但不把所谓“国际公利”放在心上显然是美国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做派。上世纪80年代初，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紧缩货币政策，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山姆大叔对盟友们的抱怨充耳不闻，结果引发了80年代席卷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众多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不能自拔。1994年，美联储加息导致墨西哥资本流动逆转，从大规模资本流入转为资本外逃，酿成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有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问题。那么，当前是否也存在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呢？答案是“有”！

　　在这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为本国救市而大举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市场游资泛滥，股市、大宗商品、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在实体经济部门尚未真正复苏之时便泡沫横飞，2008年跌幅远超西方成熟市场的新兴市场，更是在国内政策和游资内流的双重推动下领涨全球股市，充分显示了新兴市场波动性巨大的特点。可是，如果美国感到国内实体经济复苏基础已足够稳固、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压力巨大而开始加息，是否会再次触发新的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是否会进而急剧刺破新兴市场的资产泡沫？高度依赖初级产品部门的某些热门新兴市场在2009年爬得高、2010年是否会跌得重？须知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日后也不会有纯粹的经济决策，所有的经济决策都要考虑到政治，由于美国软硬实力均因这场危机而相对下降，中国和部分新兴市场的软硬实力则相对上升，美国因此有着强烈的动机要引发中国和新兴市场危机，而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先吹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然后急剧刺破，对美国而言这是最好的不战而胜之道。

　　大宗商品价格已成资产泡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石油输出国又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金主，这一点进一步放大了潜在资本流动逆转的杀伤力。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加剧后，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在前几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火爆的某些新兴市场国家一度惊魂，2009年全球高强度“反危机”措施导致资金泛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反弹，让这些新兴市场松了一口气，俄罗斯等初级产品输出国主权债务危机阴影已经大体消逝，但迫在眉睫的危机缓解并不意味着他们经济社会长期结构性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油价高涨导致非石油产业凋敝的“荷兰病”将长期困扰他们。而在非石油产业凋敝的情况下，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政策调整若能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也必定足以显著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对初级产品输出国影响可想而知，而作为国际资本市场大金主的海湾富裕石油输出国也会因此不得不抽回部分资金以图自保和开支。

　　现在，涌入新兴市场的某些热钱已现撤出迹象，西方金融机构也开始发出唱空新兴市场之声；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泡沫何时破灭，但我们可以肯定，是泡沫就终将破灭。在这场潜在的资本流动逆转中，台湾的地位尤其危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台湾都是被动的接受者，是棋子而不是棋手；民进党人的狂言可以在岛内兴风作浪，但无改于这个现实。由于经济开放度较高（对大陆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除外）且规模较小，台湾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受大国决策影响很大，西方大国货币政策调整倘若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台湾不可能幸免，反而可能是首当其冲者之一。

　　可以说，台湾资产市场涨势之所以那么显著，重要因素之一是市场参与者（包括投资者和投机者）们看重两岸关系改善的利好，因为两岸关系改善不仅有助于改善台湾经济基本面，陆资入台更有可能直接推高台湾股市和楼市。2010年1月16日MOU（《两岸银行、证券及期货、保险业监管合作备忘录》）生效以后，两岸业者可提出设立分支机构申请，大陆QDII将得以投资台湾股市，与此同时，台湾银行业及证券期货相关事业也可前往大陆投资或设营运据点，相信相关业者会对此“机遇”大加宣传。然而，台湾当局政治动员能力颇为虚弱，在这种情况下，一度热烈讨论的两岸经济协作架构协定很有可能沦为台湾股市、楼市炒家的炒作题材，而不是成为现实；而倘若不能与大陆经济紧密接轨，台湾经济就只能在亚太日益边缘化，其资产市场的基础相应也就只能日益虚弱。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