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的背景下，我们除了对2010年的宏观经济充满乐观预期，还不得不正视经济增长的三大“软肋”。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没有齐头并进过。其中，投资成为弹性最大的宏观调控工具，在经济过热之际主动收缩，在经济面临困境之际开始加速。1993年至1994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不过33.5%至35.4%，于是才有了三年调控下的宏观经济“软着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增速加快，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平均来看也在50%之上。中国加入WTO之后，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才开始抬头，部分替代了投资对GDP的创造功能。

　　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不仅增速较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上升至67%，意味着仅仅投资就占据了GDP“三驾马车”的三分之二。如果投资持续领跑“三驾马车”，那么2010年的投资规模很可能超过25万亿元，对应的GDP规模也将达到37万亿元。很难想像，经济增长仅靠投资推动能持续下去。特别是投资占比过高后，一旦后续投资难以为继，消费和出口又无法弥补投资缺口，那就不排除经济有大幅滑坡的可能。此为“软肋”之一。投资规模在一马当先，就不能忽视信贷规模的天量膨胀。截至2009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4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如果做个简单比较，2009年的新增贷款规模约相当于2004年至2007年4年的新增贷款总量，而比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新增贷款规模还多30%。正是在贷款规模的推动下，去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60.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了13万亿元，增幅同比加快了9.9个百分点。

　　考虑到货币的产出效应，2009年，为创造1元的GDP，需要消耗1.8元的M2，而在20年前的1990年，仅需0.8元的M2，就能创造1元的GDP。可见，20年来货币的产出效应大幅下降了。大量的M2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流通领域泛滥。于是，才有了股市、楼市的大起大落，虚拟经济繁荣甚至大于M2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如果我们的货币产出效应能保持1990年的水平，那么至少能多出34万亿元的M2，在这其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如果这样的趋势再延续下去，2010年的M2余额很可能会突破70万亿元。届时，货币的产出效应还会继续下滑。此为“软肋”之二。

　　我们还看到，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2009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全年约在6.85万亿元左右。在不考虑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政府收入的情况下，占当年GDP的比重已在20%之上，不仅是1986年以来的最高占比，比1994年10.4%的占比，已接近翻番。如果从同比增速来看，2009年GDP的名义增速仅6.8%，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2%，但财政收入增长11.7%，显著高于各主要对比基准。

　　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居民收入的增幅却比较有限。预计全年居民总收入约13万亿元，基本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元持平。这意味着居民收入中的结余部分，可以与政府消费的部分划等号。如果说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要大幅增长，势必要增加居民收入。但在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居民收入很难有实质性的提高。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消费增长的瓶颈问题。此为“软肋”之三。

　　在回顾2009年宏观经济取得的成就之际，我们不能忽视数据直观反映出的问题。今年，面对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调结构等关系长远发展的问题，只有早知道，早准备，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化解于无形，经济增长也才能更健康，更长远，更有意义。

　　（作者系中国银行私人银行（深圳）投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