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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2009年的金融经济保卫战，让我们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时机。按这种讲法，如果让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中国，让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体制来一次 “外科”手术式的“休克”，然后再去调整结构，是否可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毋庸讳言，金融经济保卫战是非常时态，必然要用猛药，比如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会有副作用。因此，2010年的主要任务，便是要抑制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的扩大（比如对于资产价格过分上升的担忧），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形成相对自主的经济体，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
大体说来，经济转型，可以分成下列几层次：第一层次是投资、消费与出口结构的平衡，第二层次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平衡，第三层次是城市重化工业发展与农村城镇化的平衡，第四层次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机构、居民及外资间的平衡，第五层次是扶持新兴产业与振兴传统产业的平衡，第六层次是东中西部经济结构的平衡，第七层次是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平衡，第八层次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平衡。
考察前30年经济改革的过程，凡上述八大平衡处理比较好的时候，总是政府满意、机构高兴、百姓快乐、外资增长的时候，由经济社会文化平衡发展，推进改革、稳定、发展三者间的平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以出口为导向、投资满足出口为主抑制消费的政策取向边际效应的负面化，改革遂由以经济改革为主导渐渐向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平衡即重视居民的消费与福利为导向。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基数低，贫富差距大，存在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并列的现象，社会改革的边际效用会极大调动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即使以经济改革面目出现的汽车、地产消费，也极大调动了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汽车消费可以类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家电消费对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市场扩容的作用。由于汽车行业上接基础原料、下连居民消费，将对机械、电子、化工、玻璃、新能源、仪表等产业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中国重化工业产业升级及其产品的对内消费形成了有力支撑。
2009年全面展开的以医疗制度改革为标志的社会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原因是解除了居民原来消费的后顾之忧。当医疗保障逐步形成基本的社会制度后，中国新居民（1980年代后）的消费习惯将会改变，即过高的储蓄将会分流到消费领域。当生命保障为基础的医疗改革不断深化后，有关生命质量提高的要求就会成为居民消费的基本要求，因此，生态、绿色农业将与新农村建设同时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将与现代生态农业和现代合作农业一样，逐步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支柱，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平衡将可能在生态与现代农业中寻找到“结合点”。
2009年社会上不断呼唤的提高第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事实上表明了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重不高或者太低。新《劳动法》就是提高劳动者第一次分配中分配权利的体现，但如果厂商没有严格执行，最完美的法律也仅是法律。因此之故，社会呼唤国家力量再次干预，通过面向全社会的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国民财富在国家、厂商、居民与外资间的平衡分配，结束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对中国居民的权利的保障，从而打破资本唯利是图导致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可能形成的动荡，因为平复动荡可能会支付更大的成本，花钱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国有股权的红利分配还是对全体居民的保障性保险，都是还利于民。
国家要下决心进行全社会保障的制度改革，就得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可以由政府来掌控。财富来源于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形成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中国形成了创新型的国家，政府作为“风险投资”者，可以集中力量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创新及其产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种子基金与保障基金的作用，就可能通过创新实现价值蛋糕的极大化，从而真正实现民富国强。在这个过程，新产业将会向传统产业渗透，迫使传统产业“新型”化，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振兴与重振。
如果能争取实现上述目标，则东西部发展与改革平衡，经济与文化改革发展平衡问题便自然而解。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将能享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享受到新经济带动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诚如是，围绕消费的新玩意儿也会给投资者带来足够的惊喜。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