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接二连三成为地王，且斥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可以说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最受关注、最富争议的新闻焦点，以至于国资委不得不明令央企不能当地王。但这样的命令，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太大效力，更多的类似于“道义劝告”。果不其然，中海地产于2010年1月26日斥资59.7亿，又成了北京新年的新地王。据统计，在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以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如保利、远洋、华润等，辅业包含房地产的则达80多家。

　　而另有报道说，眼下几家最大的中资银行已开始暂停发放新贷款，原因是1月贷款增速大超监管部门预期。与中资银行贷款激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资银行的谨慎。以上海市为例，2009年全市新增人民币贷款4813.9亿元，其中中资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4974.8亿元，也就是说，外资银行反倒出现了贷款收缩。

　　上述现象，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隐忧：央企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表面上看，央企当仁不让争当地王，是因为他们实力雄厚。其实真正的原因，笔者以为在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由于代理链过长，作为央企最终所有人的全民难以有效监督和约束央企管理层行为，管理层则难免有拿着全民的钱去玩一把的冲动。由于央企管理层的“准官员化”，其报酬和职业晋升与经营业绩相关性并不很直接，这导致他们对经营成本的“钝感力”，备受公众诟病的央企平均薪酬偏高即源于此。对央企而言，由于垄断优势积累了丰厚的利润，管理层总是期望把净利润用于再投资而不是分红，因为分红会导致管理层可支配资源的下降，这就是公司治理学者Michael Jensen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因此，管理层就有了把利润赶快用出去的冲动。明白这些道理，央企屡屡成为地王，就不足为奇了。

　　中资银行信贷的飚进，让我们不禁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不良资产问题。在当时银行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不分的情况下，银行管理层有时迫于各种压力发放贷款，有时则为“寻租”而违规发放贷款。又因为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可以把所有坏账问题都推到政府身上去，最终导致了高达30%左右的不良资产率。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却未料全年新增银行贷款几近10万亿的天量，情急之下，“限贷令”这样的行政性措施再现江湖。银行之所以释放出天量贷款是因为有了政治的令箭后，放贷的冲动一时难免会有恃无恐。中、外资银行在信贷上迥然不同的反应，正折射出了中资银行治理结构的不健全。

　　既是体制问题，便需要寻求体制层面的解决之道，仅靠临时性的行政规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最终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目前，央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期。前期的国企改革是在压力下推动的，大面积的亏损、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使得国企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如今，央企利润丰厚，财大气粗，高枕无忧，改革动力自然丧失。

　　从1997到2008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从9.5万亿元上升到61.1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8%下降到2.49%。这一改革成果的确不凡，但这个成果的获得支付了不小的代价：剥离了2.8万亿不良资产，组建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向四大银行注资。眼下，如果银行治理机制改革不进一步推进，不能不担心业已取得的宝贵成果有可能丧失。

　　央企虽已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起了公司治理架构，但许多方面仍然“形似而神不似”。比如，虽然不少央企都聘请了独立董事，但一些独立董事不过是官员或者央企高管退休后的“闲职”。更关键的是，央企高管的实际考核和任命权并不在董事会，而在组织部门和国资委。

　　无疑，更深层次的央企改革，需要观念上的大胆突破。首先，在央企管理层的考核和任免上，组织部门和国资委要敢于放权给董事会，让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真正运转起来，而这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其次，国企应继续战略性收缩，退出竞争性领域。央企做大做强，从局部看是全民资产的提升，但从全局看却可能损害竞争效率，甚至导致垄断和全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再次，如果说我们要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那就应从央企强势转向“藏富于民”，只有老百姓收入提高了，经济增长才能真正进入由居民消费需求引领的时代。就此而言，笔者以为，政府应减持国有股份，并将所得投资于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逐步消除挡住居民消费的三座大山。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