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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会议开幕首日，一场词锋激烈的“猫鼠”大战粉墨登场，政府官员要强化监管，银行家们群起反攻。如果说政府作为监管者是“猫”，银行作为被监管者是“鼠”，“猫鼠”双方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奥巴马和萨科奇提出的监管改革思路是错的，奥巴马主张把大银行拆小，萨科奇主张对金融高管的高薪开征重税，这就能解决金融监管的缺位吗？大银行富可敌国，而且“大到死不了（too big to fail）”，这是政府的心病。金融业的高管赔钱无罪，赚钱重奖，这是社会的心病。这两个“心病”却都不是金融监管的问题，因为小银行的金融风险同样会引发社会动荡，对高薪开征重税并不能抑制过度风险。
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前，索罗斯先生曾约请格林斯潘吃饭讨论金融产品的创新问题，表达了他对金融创新中杠杆率过高的担忧，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格老的注意。金融海啸爆发后，两位大师又吃了一次饭，据索罗斯先生说，格老认错了，承认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对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疏于监管。
这段逸事写在《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中。在这本畅销书中，索罗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超级泡沫假说”。在他看来，金融海啸发源于25年期间累积形成的“超级泡沫”，泡沫生成的原因有三：1，信用扩张；2，全球化；3，金融创新。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扩张和金融创新的共性是金融杠杆率的过度使用，所以在海啸过后，痛定思痛，应该提请关注的是对金融杠杆率过高的关注，也就是说，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加强对高杠杆金融产品的监管。理解了索罗斯先生的智慧与格老的感悟，就不会有拆分银行和高薪重税等问题上的“猫鼠大战”，因为这都是些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伪命题。
金融业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作为现代服务业，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中介服务业，核心是货币的流动性，“汇通”天下是为了“货通”天下，这时，金融业主要是为实体经济的商品流通提供服务；其次是风险经营业，核心是银行的存贷差业务，吸收存款是为了提供贷款，这时，金融业主要是为实体经济的产能扩张提供杠杆；第三是风险财富的制造业，核心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在流动中会产生流动性溢价，从而创造了现代经济中的“在险财富”，这时，金融业主要是为虚拟经济的交易提供流动性。所以，金融杠杆率的高低与机械的传动速度一样，必须与机器设备的控制能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失控，使金融业创造的流动性溢价迅速“蒸发”，进而导致杠杆率的突然上升。
金融业在实践中开发了一套风险管理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二，其一是当年摩根集团主导研究出来的 Value at Risk，组合词是VAR，中文翻译为“在险价值”；其二是现代投资学之父马科维茨创立的投资组合的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在对投资风险和回报的量化体系中，解决了金融风险管理的难题。这两个理论大大提升了现代金融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推动了高杠杆率的金融产品的创新。现在看来，也正是由于人们对已达到的风险控制能力过度自信，所以引发了过度的信用扩张和金融创新，推高了新财富中的风险存量或资产泡沫，其实，资产泡沫就是现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之一，是以预期和交易为基础的流动性溢价。以流动性溢价为核心的财富是一种“在险财富”，这种财富高度依赖于货币的流动性，随波逐流，水涨“财高”，水去“财失”，因此“水性金融”具有本源的不确定性，“超级泡沫”的源头是政府管理的货币。
危机过后，痛定思痛，金融监管的改革方向绝非横刀怒向银行家，砍杀银行，砍杀高薪，而应更多关注信用扩张的速度与金融创新的杠杆，超级泡沫的源头并不是金融业的贪婪，而是政府管理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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