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G7）正在一步步成为历史。

　　这个周末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选在了一个远离闹市的小城——准确地说，是一个快到北极圈的港口。

　　与以往“非大都市不去”的高调作风相比，最近几年的G7系列会议日显低调。去年7月的G8（G7加上俄罗斯）峰会，曾被人讥讽为是在“地中海的老潜艇基地”举行，后因拉奎拉发生地震，作为东道主的意大利政府又临时决定将峰会地点改在拉奎拉，希望借此帮助灾区重建。而在以往，G7经常选在华盛顿、伦敦或是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开会。

　　用一位加拿大官员的话说，选在偏远城市开会，是想主动远离大城市的聚光灯，让G7回归其最早设立的初衷，即“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坦率和实质性的讨论”。

　　这可能是句实话，毕竟今时不同往日，G7再也不能以“世界经济董事会”的身份来独断全球经济事务和金融秩序。

　　从设立之初，G7作为一个“富国俱乐部”就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也决定了其只能在特定的时期发挥影响力。1975年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等六国首脑首次在巴黎开会时，本意也只是重振西方经济。

　　过去很多年间，一直把自己当作地球和世界经济中心的G7，常常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指手画脚。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西方七国的相对经济影响力日益削弱。而源起于西方的这场金融危机，更让G7对自身有了清醒的认识。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对中国政策紧缩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美国的“沃尔克银行新政”或是欧洲的希腊债务危机的关注。甚至于澳大利亚央行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都不得不将中国“正寻求减弱经济刺激力度”的因素纳入考虑。

　　主动也好，被迫也好，G7近年来已开始在全球经济事务和决策中放低身价，中国、印度、巴西、沙特等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八国集团峰会的会议桌上。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知光靠西方七国无力自保的布什政府主动倡议召开G20全球峰会，后者现已成为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全球经济磋商和协调的平台。

　　这两年，对于“G系列”组织改革的呼声不断，小到G2，大到G20+，都不乏支持者。在笔者看来，参与国家的多少倒是其次，对于新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正确认识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方面，G7的觉悟似乎越来越高，这次的会议就罕见地不发表任何书面声明，仅限“内部讨论”。从这个角度说，G7大可继续存在下去，作为发达国家间交流的平台。但如果涉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协商，西方国家应该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世界经济的另外“半壁江山”参与到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