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邓聿文

　　作者系

　　《学习时报》副编审

　　后危机时期，中国虽然还存在保经济增长的任务，但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要求，反而更要严格履行环保要求，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后危机时期，不能因为要确保经济的增长而放松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要求。这是从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时透露的最新信息。确实，尽管我国环保工作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环境污染总体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环境监管能力依然滞后，形势依然相当严峻。

　　今日中国之所以会面临环境困境，这是由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大国的处境所决定的。迄今，我们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是在重复西方国家开创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本身决定了环境治理的难度，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是基于大量消耗各种物质资源和材料之上的。

　　当经济步入全球化时代后，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得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不断靠拢才行，否则，仅靠自身条件和力量，是很难形成与现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方式有明显区别的经济发展道路的。

　　尽管中国有其特殊性，因为我们是个大国，又恰好处在传统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本身的特点就是要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但是，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可以将环境污染和破坏转嫁给他国，现在我们却只能自己承担环境污染的后果。不仅如此，我们还在承接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的环境污染。

　　除此之外，在过去30年里，虽然发展阶段变化了，但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等问题一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从体制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加剧了这个矛盾；从政策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与经济政策之中，对环境因素的考虑不足，未能充分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从资源使用和定价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生产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不完全。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共同造成了中国环境的恶化。

　　从全球发展及环境治理的实践来看，要开辟一条迥然不同于现有发展模式的新型工业化道理路，恐怕很难，因为这从根本上需要人们改变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消费偏好乃至生存模式。因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也只能是“先污染后治理”，或者“边污染边治理”。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只能做到在发展过程中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程度，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条发展模式。基于这个现实，要遏制住环境污染，就必须强化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严格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毫不松懈地推进治污减排工作。

　　在中国，只有政府在保护和治理环境上保持高压态势，采取严厉措施，企业才不敢去触碰这条高压线。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环保措施。

　　首先，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这是从源头上遏制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手段。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环境经济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调节能源资源的分配和消耗，将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的内在要求。

　　再次，加快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业，制定环保和技术消耗的技术门槛，通过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停止和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产业和企业。

　　最后，加强公众的环保参与，发挥公众和民间组织在保护和治理环境中的作用。

　　其实，我们已经在展开环境治理。自去年第四季度末以来，政府在税收、信贷、技术、土地、上市融资等方面采取严厉措施，淘汰高耗能、易污染的过剩产能，推进“治污减排”工作。同时，将“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目标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约束。

　　这说明，中国政府并未因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保增长的任务，而放松遏制环境污染的决心。通过过去一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已呈现了V型反转，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发展空间相对前一阶段稍为宽松，因此，目前虽然还存在保增长的任务，但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需要我们更严格地履行环保要求，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