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保持国内银行信贷的适度增长，这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因为按年率推测，今年银行信贷增长将可能超过去年。遏制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就必须深化银行体系改革，并构建起对商业银行经营者合理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遏制国内银行信贷的无限扩张，这是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因为，市场预期今年1月份银行信贷增长将明显超过1万亿元。如果按年率推测，今年银行信贷增长将可能超过去年。信贷增长过快，无疑将加大今年通胀压力。因此，如何保持国内银行信贷适度增长，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事实上，监管层在今年年初曾想调整去年以来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势头，并要求各商业银行要“均衡放贷、按照节奏平滑放贷”，但事与愿违，今年1月份的银行信贷数据预计将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商业银行预期央行将逐步收紧信贷政策，所以希望赶在政策收紧前尽可能多放贷，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但也有观点认为，去年下半年贷款收缩，使得许多项目的后续贷款没有完成，从而导致了今年1月份银行信贷激增的可能性。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或根源。要想有效根治国内银行信贷无限扩张的顽疾，真正做到“均衡放贷”，还得从深化中国现代银行体系改革方面入手。

　　尽管现代银行看上去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如由确定的股东组成，但现代银行产权的终极意义则表现为它是一种社会公共品。因为，央行是现代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当商业银行出现问题时，往往最终会由央行来买单或予以一定的救助。比如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深陷危机的商业银行。这表明，现代银行具有严重的外部性，即一家银行出现危机，便会影响到其他银行及其他相应的当事人。

　　正是现代商业银行具有这样的外部性特征，也很容易导致银行经营者及管理者会过度使用现代银行体系资源，以谋求暴利或转嫁自身的经营风险。以美国为例，许多商业银行都通过各种复杂的金融交易与金融产品，来牟取暴利，但却把银行经营留下的巨大金融风险转嫁并由社会来承担。这是引发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因此，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一直在致力于改革美国现有银行体系。除了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外，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又提出了所谓的“金融监管新政”，包括严格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及经营范围，各大银行将不得经营对冲基金及私募业务等内容。也就是说，美国正试图通过银行体系改革来限制银行经营者过度使用这个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现代银行体系资源，限制或约束银行业运作成本的社会化及运作收益的私人化。

　　相比之下，国有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也显得较为突出。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一样，国内商业银行也利用了去年年末政策扩张的种种理由，通过充分利用现代银行体系资源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但却把问题转嫁给了市场或社会。比如，当过度信贷扩张导致银行资本金不足时，它们就试图通过从股市中圈钱予以弥补。

　　另外，当去年年末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 “适度宽松”后，国内各商业银行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仍有充分利用现代银行体系资源之嫌。比如，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人员进行信贷扩张给予过度的激励政策，将奖励金额与贷款增长额度直接挂钩。在这种激励政策下，银行信贷人员的“放贷”自然会更强调贷款的数量而不是贷款的质量或利润。这是导致去年国内银行信贷之所以会出现过度增长的根源所在。

　　从这个角度分析，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过度增长，我们就需要继续深化国内银行体系改革，构建起对商业银行经营者合理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例如，可以从科学地调整国内银行业的激励方式、全面检讨现有商业银行经营者业绩的考核标准，特别是要科学、合理地界定银行高管的薪资等方面入手。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保证今年银行信贷的适度、平滑增长。

　　事实上，在强调深化银行体系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行为的有效监管，特别是要关注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可能产生的负公共效应，即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将加大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