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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热烈讨论“中国何时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当口，本月6日闭幕的西方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定继续执行经济刺激计划。理由是七国集团经济虽然有渐趋稳固的迹象，但是，尚未“站稳脚跟”。至少从增长看，中国的情况显然好于G7，但这却不足以构成中国率先退出刺激政策的依据。很多事情，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的确，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率先复苏。但是，这几乎全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功劳。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没有出现“挤出效应”，而财政政策最终有效，却取决于是否能“四两拨千斤”，也就是以此带动民间投资的规模会如何。现在我们离这个目的，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个例证就是，就业状况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
产能过剩和失业率不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出口的急剧萎缩。美国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10%的“心理底线”附近。虽然白宫实质上奉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但国内的政治压力，也让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妥协，而美国人在金融危机后的增加储蓄的压力，也让他们必须改变过度消费、依赖进口的老毛病。适度扩张制造业，至少是维持某些制造业，既可以缓解失业之压力，又可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因此，若是按照效率的要求，通用汽车早该破产了，但白宫不会任由通用汽车破产。美国多位经济学家已精辟地指出，汽车不是美国梦，美国梦是通过制造有竞争力，或者能卖出去的产品来实现的。通用汽车不再提供工作岗位，产品也不再有竞争力，保留通用，实属无益。奥巴马政府照旧救助通用，实在是为了照顾“民众的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美最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贸易争端背后的原因。
因为去年同期下降太厉害，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已开始正增长，但期望能回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恐怕就是奢望了。
产能过剩的更深层原因，则是经济结构不能适应金融危机之后的全新变局，也就是国内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平均略高于50%，但其后便一路下滑，90年代降到了46%，2005年达到38%，目前约为35%，而2007年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为72%。美国72%的比重显然过高，且不能维持，但我们的问题却相反。以笔者之见，50%的比重，是起码的。
消费不张，不只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为80年代，免费的保障体系已不复存在，但是消费率比今天却高得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反，居民收入多年处于徘徊状态，特别是9亿多农民。当外部需求比较强劲时，国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倾斜弊端，尚处于隐蔽状态，当外部需求撤去，问题的严峻性就暴露无遗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但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职能、所有制结构、财政民主进程等多种要素共同决定的，具有稳态的特性，要改变，肯定得触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只能采取渐进的策略，需要假以时日。所以，希望居民消费填补上外需留下的空缺，在短期也是一种幻想。
因此，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出现难堪的局面，这是我们当前不能承受之重。
说到国人眼下对继续实施刺激计划的担心，主要源自通货膨胀和财政压力两个方面。
通胀论者认为，中国再次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将是经由资产价格膨胀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的。去年股市火爆，楼价飙升，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可今年以来的沪深股市表现，几乎是世界最差的，新股破发频现说明，股市的上涨，是容易抑制的。而楼市的上涨，也并非正常市场需求的刺激，制度性因素至为关键，也因此，无论是土地、税收还是货币政策，都可以控制楼市的节奏。进入新年以后，各地楼市的沉寂，就是明证。总之，资产价格的泡沫，正在得到挤压。通胀的这个传导机制，可能不复存在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国家金融监管的加强和国际协调，也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行，其传导作用，也在弱化和消失。剩下的实体经济，过剩将继续。通胀的压力虽然存在，但并不足过分忧虑。
最近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复苏中的欧洲经济，让欧盟内部忧心忡忡。但中国的情形与希腊并无可比性。中国刺激计划主要用内债，何况又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以，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虽然因为刺激几乎有所提高，但远在安全边际之内。
我们要改进的，笔者认为，是刺激计划的结构。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支出，要更多用于社会保障，这样做，一方面不会影响民间投资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此非常时期，迅速补上多年的欠账。同时，经常预算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种调整一旦到位，财政刺激计划就可放心退出。货币政策，最要紧的，是改变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同时，资本市场也要多向中小企业倾斜。新近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讨论，引发了市场对于停止发行新股的担忧。因为大型企业上市已接近尾声，所以，若停发新股，对于最具有创新获利前景的中小企业最不利。中国经济的长期可靠增长，有赖于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新股不能停发。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