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让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章玉贵

  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温家宝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难题，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问题；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提高。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问题，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的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日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去的不太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去，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如果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转型以及民意对执政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各级各地政府需要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破解中央和地方的非合作博弈，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6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环节是以机构和机构体系为对象的“政府精简”，力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架构。公允地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无论如何，现在政府的行为边界更明晰了，管理与监督职能也空前提高。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遗产依然存在，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标。尽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的惯性作用下，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市场主体长期期待的要素市场价格一直难获重要进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步伐缓慢。尽管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使得国有企业在基于现有体制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可见，从操作层面来看，各级政府有时候既是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有可能扮演着转型的消极角色。尤其在既有政绩考核体系未得到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致地方政府很难提高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在今年以及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中国既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要切实把握政府转型的时间窗口，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适当培育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再进一步，政府在引进监督机制、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不仅能够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更可以早日建成政府所期待的和谐社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