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两会报道组 ○编辑 衡道庆

  浙江宁波恩凯纺织品公司是一家从事女装外贸的较大型公司。公司总经理沈功灿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又喜又愁”：喜的是外贸形势回暖，订单情况非常好；愁的是很难招到人，特别是技术型工人。“形势逼人，我们当地很多同行已经把工厂开到安徽芜湖一带了，我也准备下一步往中部地区发展。”

  由于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中西部地区正在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就业，东南沿海原来层次较低的劳动力岗位已经很难吸引到人了。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恒天集团总经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天凯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家乡的工厂能给1200元/月，浙江的只给1500元/月，那还不如在本地干呢，这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综合起来看，今年的“民工荒”现象，已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反映了三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广大农村地区的80后与90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中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如近来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区域经济的步伐越走越快；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东南沿海地区再走老路已经行不通了，有必要对目前的产业结构及其地域分布，进行有序的产业转移。

  业内人士指出，面对这三大问题，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要求我国加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粗放型为集约型，迎合产业转移要求，产业企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产业企业要加紧实现优化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要放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而本报对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在委员们眼中，结构调整已取代通胀，成为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们需要进行的结构调整实质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升级换代、低碳化以及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可以利用财政政策的经济杠杆作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他指出：“在税制方面，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我认为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加以区别对待措施”。

  他表示，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更加珍惜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从长远来看，这个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建议，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宽财政，紧货币”。“鼓励绿色产能投资，财政可以拿钱给绿色产能投资补贴。而货币政策可以发挥的空间则比较小。”李稻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