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晓蕾

  通胀预期的管理目标，应是流动性管理。针对过剩流动性的不同来源，直接管理流动性的最有效的工具，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下，信贷额度管理和资本流入的严格监控，也是十分有效的工具。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直接增加或减少银行可动用的信贷资金量，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以及货币创造的总规模。今年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从银行体系收回大概4000亿左右的流动性，还不包括减少的货币创造对流动性的结果影响。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还有利于“有保有压”的政策的实施，向小企业贷款的银行和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银行，给予更宽松的可动用资金规模。

  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买卖央行票可以更灵活地，但也是直接地调整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影响银行可动用的资金规模。

  由于利差收益的经营模式，额度管理通过半年度、季度或者月底的信贷指标，能直接平稳银行信贷全年的发放节奏。此外，对银行资金流入楼市和股市资金的管理也很重要。只要能够管理银行资金大规模流入股市，股市就不会过热。短期内，对资本流入的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严密监控热钱流入情况，适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或者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或者两法并举，努力全额对冲进出口抵消之后的外汇占款。长期来说汇率机制的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为实现保增长、防通胀的双赢目标，用威廉·马丁先生“撤酒杯”的形象的描述，合理流动性规模的把握应有几个选择。第一，选择撤掉部分大酒杯，比如，加强窗口指导，减少对过剩产能行业的资金投入，推动较大的产业整合；第二，撤掉大酒杯换上小酒杯，即将广义货币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些许超过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上涨之和的水平上，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与价格水平上涨所需货币需求，使经济各方面能得到平稳而不是高风险的高增长；第三，不撤杯也不换杯，但减少酒量，即减少银行新增贷款规模，把危机的猛药非正常状态信贷规模回归正常规模。

  如此，只要善用货币工具，准确把握时点，货币政策对通胀预期管理，防止通胀的效应，相信会非常显著。

  需要提出的是，利率并不是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说，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并不很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特别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利率调整增加资金成本，减少中小企业的边际收益，不利于经济增长稳定；房地产信贷利率从7折到8.5折仍然存在，小幅利率调整，还不如取消利率折扣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来得大。目前美元汇率变化频繁，利率调整对资本流入的影响很难把握。在其他货币工具之后再加码政策力度，利率调整无疑会强化通胀预期，反而会对通胀管理的初衷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将弊大于利。近期哪怕因为翘尾影响，CPI数据增长较大，造成实际利率呈微弱负值，也不必调整利率。只要把翘尾影响与实际价格水平增长分开，可以缓解部分影响。只有当新增因素推动CPI大幅上涨，负实际利率幅度不断扩大时，调整利率才有必要性。

  通胀预期的非流动性因素管理，也不可忽视。比如，管理通胀预期包括管理增长水平。不要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特别是要管理各省的增长冲动。应设置合理的有质量的增长目标，从中长期来说，就是持续增长的战略布局，切忌在经济恢复稳定增长以后，延续过去的高增长偏好。对不合理的高增长地区要给予惩罚。比如，指定更高的节能减排指标；减少审批新项目；减少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等等。

  通胀预期管理过程中，还包括对一些通胀心理预期的管理。比如，通过各类媒体开展普适性的“可承受通胀水平”的教育和讨论，引导并提升社会各界对通胀形势的“正常变化”、“可承受水平之内的变化”、或者“恶化”的判断能力，推动社会形成正确的“通胀心理预期”。本次两会报告要求通胀控制在3%的水平上，这有利于降低通胀预期和通胀可能恶化的心理预期。明确工资与通胀挂钩，特别是明确低保、退休人员的收入与通胀挂钩的政策，适时解决价格水平上涨对生活水平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也减低了社会对通胀的担忧。笔者以为，统计局发布通胀指标CPI数据数据时，可尝试分开发布翘尾影响和新增因素影响的内容，以区别CPI正常上涨与通胀恶化。

  原则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发生了较严重的供需缺口，同时由于生产周期的缘故，或者由于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控的原因，供需缺口不能很快缓解，使价格呈不断上涨态势，都会成为触发通胀的导火线。因此，通胀预期管理需要密切关注最容易引发恶性通胀的触发因素的变化，准确把握提前量格外重要。（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