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明

  正如经典哲学论著所言：世界的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暂时的，变化才是永恒的。身处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时代，追求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繁荣、萧条、复苏、再度繁荣这一周而复始的经济运行规律却始终难以用人类的意志去克服。在《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明斯基给予我们一种不同于以往认识方式，并将其作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工具，期望以此应对经济大萧条的到来。

  客观而言，明斯基理论的核心命题与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熨平经济波动”理论是一致的。也即宏观经济学的终极目标——降伏经济周期性波动，以避免经济萧条与过度繁荣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实现社会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态势。只是明斯基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基于自由市场论的古典西方经济学派以及基于市场失灵论的凯恩斯学派不同的理论延续道路。明斯基早年则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自由市场思想的共同熏陶，对现有基于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秉持怀疑态度，同时又对市场与制度改革抱有一定期待，这一思路始终贯穿了明斯基理论的始终。

  这也是为何明斯基毕业于传统西方经济学圣殿——芝加哥与哈佛大学，在西方拥有一批像金德尔伯格这样有影响力的忠实拥趸，却始终被归类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似乎在那个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经济理论争持不下的年代，偏向马克思理论、主张通过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实现进步的经济学思潮，均不能获得主流地位。即便是曾为凯恩斯著说立传的明斯基，亦是如此。

  从明斯基对传统经济周期的金融解释来看，正是因为金融经济稳定的一些客观因素，如长期的快速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宏观经济稳定滋生出自满情绪和更强的承担风险的意愿，使经济运行出现displacement（正向冲击）、boom（乐观的繁荣）这一危机的种子，而其后的euphoria（非理性疯狂）、profit-taking（获利抛售）及panic（大恐慌），不过是基于周期性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已。从这一角度看，正是经济稳定运行时期所隐藏的变数，推动经济周期的变化，真可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结合近现代经济危机与周期运行历史，的确如此。《稳定不稳定的经济》完稿于1986年，详细记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衰退与滞涨史。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长期繁荣，造就了民众与政府对凯恩斯主义的盲目崇拜，因为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便以为周期循环的客观规律已被驯服。宏观经济政策的放任与微观金融投资体系的膨胀，奠定了新一轮危机的基础。

  在这场危机全面到来之际，货币学派与制度经济学家重新抬头，而明斯基的理论也获得实践的检验。事实上，次贷危机也再度印证了明斯基的远见卓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政府与微观经济参与者金融企业机构、个人投资者并未真正吸取以往危机的经验教训。相反，以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为首的超长期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同时对掌握经济运行规律的乐观情绪再度弥漫，并最终造成了金融经济的崩溃决堤。

  甚至对次贷金融经济危机的治理，也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极度相仿，政府干预注资以挽救大型金融企业机构，美联储等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充当最终贷款人，为垂死的金融经济体系注入大量类激素的流动性。这些暂时缓过气来的大型金融机构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继续高风险投机与提薪自肥者，比比皆是。

  与宏观相悖的是，作为“维护市场纪律”而被牺牲的中小金融企业机构和个人，却依然处于危机的深渊之中，这也是上次危机产生“滞涨”的根源。整个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未建立，而政府却以为全面复苏已经到来，完全受制于“太大而不能倒”的救援政策不仅助长了大型金融企业机构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极大挫伤了微观层面复苏的能力，并最终导致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对此，明斯基的药方仍然适用我们这个时代：放弃货币政策的微调，转向定量式的货币调控（这一点可以说是受到货币学派的影响），在财政政策领域谨慎执行刺激投资和建立中央集权下的福利制度；政府关注就业，并直接或间接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股权融资而非债券融资比例，以实现长期的微观企业运行稳定。

  《稳定不稳定的经济》提供了史实、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解析，但是再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是哪些因素推动了最初经济稳定时期的盲目乐观的负面因素呢？“自大、贪婪与腐败”这些关于人性的描述或将占据主要的地位。如果真是人类负面的本性造就了经济周期的原始动因，那么对危机发生之后的“技术性”恢复政策，恐将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或许经济不稳定才是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