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今年各方面工作的重点。

  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解除警报的敏感时期，在2009年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影响还未完全显现的敏感时期，如何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如何发挥“三驾马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本期金融圆桌，邀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深入探讨“经济结构调整”话题。

⊙记者 唐真龙 邹靓 ○编辑 于勇 颜剑

  调结构刻不容缓

  上海证券报：2009年，政府着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针对“三农”问题、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进行重点突破。您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和成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仍存在哪些深层次矛盾？

  杨涛： 2009年以来，政府确实不断强调要进行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结构调整的成就有限。一是因为政府政策仍然以“保八”的数量目标为主，尚未完全转为发展质量目标，二是由于本轮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传统结构问题又有所加重，2009年这些问题仍存在发展惯性。可以说，2010年才是真正转向以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年份。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总体上看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前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的经济模式。虽然近几年政府致力于改变“出口导向”思路，但在危机过程中为了“保增长”，事实上又有所放松，在未来外需不稳定的情况下，转变这种模式显得更为迫切。二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即过度依靠大量要素投入的发展，不仅带来资源压力，而且产生环境压力，也显得不可持续。三是产业结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升级不足、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四是区域经济布局失衡问题仍然突出，难以保持区域协调发展。

  连平：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有很清晰的表述，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

  我觉得，从客观上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从背后来看还有一个行为方式粗放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观意志支配的行为方式的粗放，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导致上述三个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们如何在主观意识和行为方式上改变这种粗放，需要从上到下地转变观念和切实改进。这方面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要不断提高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素质；二是要持续推进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孙立坚：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为克服影响中国内需增长的“三大障碍”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取得了显著进步。

  具体而言，阻碍内需增长的第一大障碍来自于中国社会支撑消费所需要的收入增长的挑战，减少“没有钱消费”的现象，这一问题突出反映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内地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大力发展三农经济、农村城市化建设、城乡统筹建设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的就业环境和机会。

  但是，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我们贫困地区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要明显高于其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为此不能简单地通过大范围的工资增加来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因为这种“输血型的方式”所支撑的消费能力如果不能够和财富创造的生产活动（造血功能）结合起来，那么不仅消费的增长不可持续，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二大阻碍内需增长的障碍来自于影响中国消费水平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挑战，这就需要解决“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推进房地产市场的优化改革（本次两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医疗体制改革（8500亿的刺激计划）、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消费市场诚信建设和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质量监管等工作的重要性。

  这一努力的效果好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支撑这项重大工程的中央与地方税收体系的优化改革及其科学管理，否则，政府仅仅通过财政政策中的高税收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高通胀局面来平衡他们的财政赤字，而国民经济并没有因此政府的投入出现效益上大幅度改善的结果。那么，还是会影响到大众主动消费的意愿，而且有可能出于“自我保险”目的，大众会更加去过度地投资金融资产，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会更加严峻，

  第三大障碍来自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对内需增长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有钱想消费但却无法消费”的问题。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和保证社会和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高税收政策常常会引起大规模的资本逃避和增加国家纳税绩效管理的成本，所以，寻求一个高收入阶层自愿安心消费的良好环境，以此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政策目标方向：从“量”到“质”

  上海证券报：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要达到8%左右，并强调好字当头，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调整？

  连平： 我认为今年将GDP的增长目标定为8%，本身就体现了政策的导向：即希望不要过多地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而是要追求质量。其实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今年GDP的增长速度不会低，可能会达到9%甚至更高，我们的预测超过10%。

  我们如何使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质量明显好于上一轮。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所谓协调拉动，我个人理解最主要还是要拉动内需即投资和消费，经历了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口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较多，所以要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二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这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跟第二产业有很大关系，也就是我们的工业化，我们处在重工业化的中后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动最大的就是工业。但如果仅仅依靠重工业的带动，将会不可持续。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之后，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工业的比例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步提高，所以要主动地有意识地来适应这种规律，让三个层次的产业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其中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三是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来转变。现在我们很多经济增长指标的消耗水平都是很高的，未来我们要改变这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改变粗放的行为，一要靠科技进步，二要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三要靠管理创新。

  杨涛：这种调整，意味着2010年政策思路已经从“数量目标”转向了“质量目标”，这一方面符合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所面临内外压力的结果。应该说，调整经济结构虽然谈了很多年，但目前的矛盾是最为突出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当然，如何真正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落到实处，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从某些方面来看，政府政策介入“不当”，反而会加重结构失衡。

  孙立坚：在当前改善民生福利条件、环境保护、资源稀缺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经济还是靠低收入、高投入、高排放和出口依赖的增长模式来完成自己财富积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如何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找到企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就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目前拿出的应对方案是：一靠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生产和提供更多具有差异性而市场青睐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建立中国专利的世界品牌产品。二是强化商业规范、提高服务质量来挖掘产业链中的无形资产投入所带来的高附加价值回报的财富创造机会。三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努力站上微笑曲线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和金融服务的两个财富创造的“制高点”，减少和摆脱我们长期以来满足低附加价值的加工贸易这种被动局面。

  上述这些努力的成果大小取决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好字当头”的质量把握程度。具体而言，我们现在必须要克服很多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缺陷”，包括人才的培育和建设问题、公平竞争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金融市场和金融人才的建设问题。

  支持调结构，金融创新要加油

  上海证券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国主要通过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来确保国内经济的增长。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趋势渐明，出口形势目前已有好转趋势。您如何看待“三驾马车”在今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连平：今年“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是两升一降，即投资增速有所下降，出口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消费还会保持相对平稳增长的态势。今年“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将会比去年更强有力。

  对中国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投资增长不可能会出现太低的水平，从去年到今年财政在基础建设项目方面投入很多，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对基础项目的投资，这决定了投资水平不会下降，这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投资方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对中西部地区控制在合理健康的状态，不要盲目地上项目，而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使它对GDP的拉动能够更为持久。

  在出口方面，今年一、二月份恢复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要关注国际市场，包括美、欧、日等经济体今年是否会持续地复苏。因为美欧等国家还存在主权债务风险、金融领域的痼疾、还有失业、消费不振等问题，不能排除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因此对出口期望值不能太高，此外消费的贡献在短期内难以期望会有非常大的提升。总体来看，今年“三驾马车”总体拉动应该会比去年平衡一些，更强劲些。

  杨涛：近年来，随着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加，2009年农村消费增长也超过了城市，预计今年消费对GDP的拉动仍会保持较高水平。另外，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会略有弱化，因为政府投资的比重会有所下降，在民间投资不足的情况下，会使整个投资增长乏力。最后，出口对增长的拉动肯定会好于2009年，但恢复的程度预计仍然有限。

  孙立坚：我的观点是顺其自然。要保持中国经济结构所体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抓住目前欧美消费者追随“价廉物美”这一消费理念变化的大好时机，通过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尽力为中国企业争取外部良好的自由贸易环境，以此来保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增长的环境。

  2010年直接融资2万亿？

  上海证券报：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温家宝总理提出今年将继续优化信贷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您认为金融该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连平：我觉得2010年直接融资会延续2009年发展比较快的态势。2009年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包括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发行，由于体制以及市场管理等各方面已经基本理顺，发展得比较快，今年这些也将得到较快发展。我们预计今年除国债以外的直接融资包括股票和企业类的债券融资会在2万亿以上，与今年7.5万亿左右的信贷规模相匹配，新增融资的结构会朝好的方向发生明显转变。

  去年银行业放贷比较多，人们批评也比较多。商业银行采用这种经营模式有银行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经营环境的因素，这种环境的改变跟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方式的改变应该要同步推进。这两者之间本身有逻辑的联系，是互相推动的。

  展望未来，中国的直接融资会进一步较快地发展，这将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促使商业银行主动改变自身经营模式。首先，直接融资的发展会导致非金融部门间接融资需求明显减弱。第二，证券类资产的不断增加相应会减少企业和个人在银行的存款，这样银行能够用来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增长就会相对较慢。第三，银行从事的资本市场业务将会成为银行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来源。第四，证券化发展带来财富的增长导致居民的理念发生变化，居民可能愿意为银行提供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买单。上述变化会推动商业银行向集约型、资本占用较少的经营模式转变。

  我觉得优化信贷结构对商业银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有保有压”的行业政策导向，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控制，对绿色、环保、高科技等领域要支持。为达此目的，银行信贷管理的流程、制度、机制还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执行银监会出台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要求；还要完善日常监控和专项排查相结合的风险监控制度，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今年相对有较好的条件可以对项目进行优中选优，因为信贷需求比较旺盛，但是信贷总量进行一定控制，商业银行可以多做好项目，不好的项目不做，这对银行控制风险是有利的。

  杨涛：金融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首先是要增加对符合经济优化目标的产业和企业进行支持，如环保绿色产业、新兴制造业等，同时减少对加重经济失衡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如产能过剩的领域。其次，不断优化金融自身的结构，如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比重、金融资源的区域布局和城乡布局、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和综合经营等。最后，还应当加大金融对居民消费的支持，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使得居民消费能够得到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内需引导经济的主力军。

  孙立坚：自主创新、搞差异化的生产和服务，追求高附加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面临高风险挑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停留在适应“标准化”的制造业所需要的信贷资金这样单一的业务水平上，是不可能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金融服务高要求而又不能得到满足的拦路虎问题。而要这类只会做低风险商业贷款业务的间接融资渠道（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去承担高风险的创新项目的融资和财务管理，不仅会捅出娄子，而且会造成金融体系更加严重的动荡或危机问题。

  所以，我们要着力打造直接金融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培养一批新型的具有实力又愿承担高风险的投资家进入到直接融资的主战场中，用他们金融创新的智慧和成果来支撑技术创新的发展，由此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直接融资（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的舞台上，这类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金融服务活动，监管不严很可能上演一场美国人已经展示过的金融创新滥用的大闹剧。

  上海证券报：有观点认为，“四万亿投资计划”使得中国在过去一年中呈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您如何看待？政府该如何增加居民财富、刺激民营经济的发展？

  杨涛：“国进民退”这一概念存在模糊性，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角度来说，“四万亿”确实使得政府投资得到迅速增长，并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挤出效应。当然，在经济低迷时期，一定程度的政府投资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政策调控代价。

  在经济恢复时期，政府更应该进行合理的“退出”，积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力增长居民财富。归根结底，前者需要放开对民营资本的诸多约束、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后者则需要收入分配体制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并且为居民积累财富提供社会保障环境与金融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