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高度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巨大的双边贸易和人员流动规模、迅猛增长的直接投资……在中澳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因素本应促进双边关系不断改善，近两年却似乎成了两国争吵之源。多起中国投资受阻、中铝增持力拓受挫、胡士泰被捕……诸如此类的争执令中澳关系波澜起伏，铁矿石谈判之争似乎又预示着今年中澳关系难以平稳。眼看胡士泰案即将开审，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正在亢奋地准备作秀抢镜头，作为一个期望中澳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不断深化的研究人员，一个与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打交道多年的人，实在有必要在此提议澳大利亚政府和公众冷静理智思考。

  澳大利亚政府和公众需要冷静理智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应当耗费大量政治和财政资源去为某些企业不成熟、甚至非法的做法埋单？一国的政治和财政资源有限，只能用在最有必要的地方，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要求本国企业在海外遵守东道国的法规，而不是企图让企业去充当传教士。力拓公司和胡士泰的做法在任何一个东道国都极为犯忌，把这种只适合在桌面底下进行的勾当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吹大擂，除了进一步加深东道国的反感之外，只能激励当事人和其他企业、其他人去给本国制造更多麻烦，让政府疲于奔命收拾残局。

  澳政府和公众需要冷静理智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澳政府正在或将要耗费大量外交和财政资源而采取的一些行动，果真增进了本国骨干企业长期、可持续的商业利益，还是仅仅增进了某些企业高管短期账面业绩和相应的业绩薪酬？抑或是增进了“官商旋转门”中某些高官的利益期权？

  人们看到，澳政府和媒体对“两拓”和淡水河谷公司为铁矿石漫天要价的行为多有支持而几无批评，可三大矿石公司固然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但他们经营的并非依靠专有高精尖技术生产的高端制成品，而是自然资源，因此这种“垄断地位”的稳固性很成问题。一个明智的垄断者知道，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地追求短期垄断暴利，结果必然是迫使下游消费者开辟新的原料来源，或是开发替代品。因此，为了巩固垄断地位，为了可持续地开发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实现较长时间跨度上的收益最大化，最优策略不是追求短期暴利，而是追求可持续的适度利润。想一想吧，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核能等非石油能源为何勃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地位为何几年之内便被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动摇？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数十年来为什么一直反对最大限度提高油价？

  三大矿石公司股东需要学习沙特阿拉伯人的智慧，澳政府和公众、两拓股东需要明白，两拓某些高管的短期账面业绩和相应高涨的业绩薪酬与两拓的长期利益并不是一回事。大家能看到的是，三大矿石公司每次漫天要价之后，那些寻求外部投资的外国待开发矿主们与中国等钢铁生产国的往来都会增多，中国对海外矿山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中国人不喜欢当场大叫大嚷，喜欢结成长期合作伙伴，中国人讲“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在昔日中国遭受美国全面贸易封锁时对华通商的英商中，就有因为这一点而在三十年后依靠中国业务渡过了破产垮台的危机，但中国也有一句俗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果把自己的最大买主、最大财富来源逼成了“仇人”，这是澳大利亚的喜剧，还是悲剧？

  澳政府和公众需要冷静理智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他们的一些做法是否正在把中国国内主张对澳温和政策的人逼向“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这对保护和增进他们的利益有何好处？

  澳政府和公众需要冷静理智思考的第四个问题是：他们与中国争吵是否掉进了第三国的圈套？本来，澳中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澳基础设施优越，能为我国提供大量所需资源，又正在与我国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史上，澳大利亚一向吸收中国大型投资项目，而且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的开发和初加工领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投资额突破1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就是中信在澳投资的波特兰铝厂。问题是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组织以美、英为核心的“遏制中国”行列，为此，他们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西岸的“超级航空母舰”。所以，总有人企图扭转澳大利亚融入东亚的脚步，让澳大利亚成为他们遏制东亚、特别是遏制中国的桥头堡，至于这条道路将怎样损害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为此，从各个方面挑拨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他们对国际媒体界话语权力的控制又令他们得以自如施展这一策略。

  在这个险恶的国际社会上，质朴的澳大利亚人，多留个心眼吧！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