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和赌徒，哪个毛病比较容易得到纠正？酒徒。理由是酒精对嗜酒者是个“负反馈”，烂醉后自然不能继续再喝；然而对于嗜赌之徒，赌资却是个“正反馈”，能鞭策他继续豪赌。更要命的是输了钱后，在赌徒眼里，反而是什么都能变成赌资。

  从这个简单的观察可知，欧美各国政府用增发票子来刺激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将产生的困境。在展望“明天会更好”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通货膨胀，如何与时俱进地调整包括工作、经营、投资活动在内的各种努力，是必备的功课。

  人们也许责备，金融过度深化，靠过度借贷来消费和经营，以至于过度暴露在风险之下的社会系统，是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一个元凶，但当大家对交易伙伴的信用完全丧失信心，纷纷抽回信贷，社会流动性霎时枯竭的当口，国家出面注入流动性和信誉担保，起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好比一部机器在慌乱中被拔掉了所有的管路和电源的当口，政府救急抢先把管道暂时接通，等民众来修复直至恢复运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民众有没有能力和意愿来自救复原？说起来，不但政府提供的担保是虚拟的，它提供的流动性也是虚拟的。一张百元美钞的印制成本是六美分，如果持有者有信心，政府的承诺能兑现，则这百元大钞大致还能买到预期中价值百元的东西。就像洪水决堤后，重新把堤合拢，把泵接通，然后往外戽水，洪灾总能得到救治。要是面对滔滔的大水，堤又合不拢，那众人的努力就会大受挫折，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甚至要变味。

  美国人如今就处在这个关头。本栏前几篇里谈到过的几个D：Debt（民间和政府都是负债累累）、Deficit（财政赤字）、Dollar（被入超削弱的美元），现状之严峻是前所未有的，各界讨论已多而深入，笔者想指出的是，美国民间和官方的收支严重失衡，将不可避免导致通货膨胀。

  弥合收支差距在数字上相当简单：增加收入和约束开支，两者至少居其一，当然最好能双管齐下。第一条途径自然是撙节开支。在美国，民众入不敷出的透支消费早成生活的常态，改变是很痛苦的事。而要政府削减项目支出，等于重新平衡利益，就更困难。奥巴马总统指令，各联邦机构长官要“逐页、逐条地仔细核算，看看有哪些项目可以压缩开支，为更需要经费的关键项目腾出空间……”哪知一年多来，竟然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能被缩减经费的项目。无奈，两年的预算赤字不变，仍然是3.2万亿美元。

  途径二，增加税收。这本是应有之理，但在目前美国的政治格局下，接近于不可行。美国的财政赤字不仅是今年GDP的10.6%，政府的累计负债也不仅是GDP的64% （2015年将扩增到GDP的73%），其真实亏空是60兆美元，GDP的3.5-4.5倍。巨幅亏空的财政，事实上已不能靠逐年的经济增长来合拢。政府所承诺的大项目开支，如已有的社会保障计划、保健计划、退伍军人计划、基础设施维护等，经费都还远远没有着落。可是民众没有谁愿意增加税负的。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增加最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金）的所得税，落实了也只能弥补1%至1.5%的财政亏空。即使立即停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预算开支也只能降下来不到5%。因此在算术上，增加中产阶级的税负，势将不可避免，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行不通。美国近来勃兴的“茶党”草根运动，吵嚷非常厉害，已使任何有增加中产阶级税收念头的政客望而却步。哪个政党敢首先提出增税，立马会丢掉执政的权力和机会。

  于是，剩下的只有两条路，货币贬值与美元汇率贬值。从美国平衡国内各种利益和势力集团的角度来看，这两条途径最方便，可能性也最大。可是，许多有建树的美国经济学家都忽视或讳言美国主动采取这两条途径稀释政府负债的可行性。因为第一，通货膨胀一松绑，就很可能脱缰，就如本文开头所说的赌徒行为，通胀的期望会激起下一轮更剧烈的通胀，酿成人人畏惧的超级通胀。长期有序的经济交易全被打乱，本来希图稀释的债务反而会加重；第二，靠美元贬值来逃废国债，对美国这个世界舞台的大哥大来说，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说了一通美元的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问题，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明天”有何影响。

  历史的经验和学理的认知都说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都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及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简言之，通货膨胀把财富从积累者搬向积欠者，汇率升值则把国际收支盈余方国内的财富从贸易部门搬向非贸易部门。

  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趋势，对中国影响巨大（中国的外汇资产绝大部分只能以美元存放且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考虑到人民币同美元几乎绑定，这种影响就更直接而很少有缓冲的余地），其中包括：中国的美元资产收益极低；中国的美元资产面临着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人民币随美元价格下行，等于对亚洲邻国货币、欧元等贬值，会引起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官方结售美元外汇不得已吐出的巨量人民币，使国内市场资金浮滥，集中表现在不动产的价格腾涨。于是，中国房地产因被认作唯一能抗衡通货膨胀的投资品而备受投资者青睐。下一回，笔者将着重讨论房地产价格的“怪圈”现象。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