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如果说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集大成和开创者，那么管仲便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和开创者。中国也有极其丰富、极有价值的原创经济思想，而且这些经济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有用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翟玉忠先生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为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下了一番功夫，很有意义。

  细读这本《国富策》，笔者有如下几点想法：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庞杂，既有真知灼见，也有奇谈怪论，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庸俗甚至反动的内容。先秦时期是百家争鸣，汉武大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一元化的主旋律，曾经大放异彩的“管商”学术，几乎成为贬义词，有时也被抹黑妖魔化，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包括儒官儒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夸大义和利的矛盾，制造义和利的对立。事实上，在义利之辩的泡沫表象之下，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讲求的是“以义制利”，即以义来制约私利的无限膨胀。如本书“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和义并重：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行之以仁义。就是说社会资产财富是周而复始地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收放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取予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使用它。在古人心目中，虽然这个义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但大体框架还是有的，无外乎抽象的天理、世俗的伦理、政府法律三个层面。比如孔子也同意杀生吃鱼，但他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他倡导钓鱼，而反对网捕，他倡导用弓箭射猎空中飞鸟，而反对偷猎巢中睡鸟。这无非是在承认人们谋生取利的同时，提倡以仁义节制欲望的无限膨胀，以达成人与自然和和谐以及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言利时，心中总有个义字。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既讲遵循世界客观规律和人情伦理，也讲“关键的少数”的有为进取主观能动性，即要使民众“自循”、“自试（使）”、“自至（治）”，统治阶层应该遵循无为的自然到道。如果他们要建功立业大有为，便意味着官府权力膨胀，国强难免异化为御民——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颇相合。本书“管子·经言·形势解策六十四”引道：“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至。”经济史，就是人们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人们只能努力生产，别无其他选择，是自然之理。所以民众无须号召、无须动员、无须组织、无须命令、无须劝诱、无须强迫，只要尊重民众求生存谋发展的人性，就行了。民众知道何种情况下互助合作，何种情况下自主单干。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的上述“三自”，属于普世真理，不妙的是，芸芸众生总是碰上很多好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精英，当然，普罗大众中的大多数也总是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们需要被代表被领导，所以普世真理总是要面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左右、支配、控制、影响和塑造，在这种具体情境中，以管子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强国富民之策，往往沦为君主帝王们的强官御民术。

  不足为训的是，本书在拔高推崇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同时，有好古薄今、好古薄洋的倾向。在本书作者看来，似乎《管子》中的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好的，不但绝对的好，即使与当今中外的经济思想相比，也是好得不得了。这是笔者不能赞同的。当今有些经济学家确实发表了一些混账话，西方经济学也确实有其庸俗不堪的一面，难道《管子》中就没有同类的内容？有，而且不少。比如西方有经济学家曾建言政府先雇佣一批人挖坑，然后再雇佣另一伙人把坑填平，以此扩大就业。《管子·奢靡》中就有同样的“政策建议”：“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就是说，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鸡蛋雕画了然后煮熟吃掉，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烧火。这似乎很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但究其实，不过是枉费劳力、浪费时间，是无助于扩大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增进个人效用的。从这种只管形式上的就业，不求实质上做大财富蛋糕的做法上，不是很可以照见今天那种唯GDP数字是问而不顾民生改善的做派的影子么？

  整理国故、阐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应该肯定，但若对国故夸饰溢美过度拔高，有失妥当，崇古贬今甚至贬洋则更不可取。《管子》，充其量仅是一些经济观点和议论，与今天的经济学，尤其是有一系列原理、假设、概念，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有数学化论证推理和表述模型西方经济学，哪里能相提并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