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可有很多分析角度来回答，但从长期看，合理的汇率水平应确保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双顺差表明，人民币汇率的确偏离了均衡水平。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2000年的5.7%升至2007年的11.4%，外汇储备逼近2.4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重超过50%，远远高于日本和德国经济腾飞时期的比例（低于10%）。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稳步上升，但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抵消了汇率上升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约20%，但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下降了40%左右。因此，出口企业的实际竞争力反倒进一步增强。仅仅从这些因素来看，人民币确有一定升值空间。

  但是，我们却“遗忘”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是以要素价格的低估为代价的。首先，在社保、员工频繁加班、工作环境安全性等方面积累了很多问题，我国大量农民工工资是偏低的，有的地方甚至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其次，很多制造企业以种种办法回避了环境责任，通过“负的外部效应”，将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据官方估计，我国2004年环境污染的经济成本大约为512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5%。几年过去了，现在恐怕这个成本还要高得多。再次，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不惜以廉价土地和税收减免来开展竞争，也为企业增加了扭曲的“成本优势”。

  也正是由于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才出现了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资源更加向政府和企业集中的态势。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人民币低估只是个表象，其背后是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低估。治本清源，纠正我国国际收支不均衡，不应寄望于人民币升值，使生产要素价格回到合理水平才是正途。这要求各地政府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执法，同时逐步提升工会代表工人利益进行工资谈判的地位。同时，也希望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约束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等资源招商引资的冲动，引导地方政府间的合理竞争。不断暴发的恶性环境事件表明，环境承受压力已臻极限，所以，国家应把环保执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不仅能够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